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再思考
发布时间:2010-2-21 浏览次数:2734

倪乐雄  《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以世界大战的冲突方式出现在20世纪,这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一切战争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层的、和表面的诸多因素触发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战争,也因遵循这种思路去考察它生成的原因。军事冲突、外交斡旋、经济纠纷以及爆炸性事件,都是历史大海表面的波峰浪谷,它们喧嚣一时,转瞬即逝,它们固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真正改变历史方向的原动力却是来自大海深处那巨大的暗流,它是酝酿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改变历史航向的真正原因。因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渊源的考察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业革命和科技发明、近代殖民主义、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浪潮、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法则以及追求强大的心理目标。


                            
工业革命和科技发明


    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和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就象一个新的摩西,仿佛要把野蛮的人类带入文明的天堂,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在此之后,战争除了传统农业背景外,还增加了更为重要的工业社会背景。从道义而论,工业革命和科技发明是善和恶组成的一把双刃剑,它把人类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以致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工业革命和科技发明的成果一旦用于战争领域,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和野蛮性又令人不得不认为是文明的倒退。


    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对战争似乎注定要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点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蒸汽机使得家庭手工业作坊迅速解体,被工厂所取代,工厂的特点是大规模集中生产,这使得战时社会的军需品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导致对煤这一能源的需求剧增。1801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为提高出煤率,为煤矿的运煤车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辆火车头。机械师乔治、斯蒂文森从中得到启发,在煤矿和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了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接着,他又说服了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用蒸汽牵引力代替马匹,于1825年9月27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铁路的出现无疑是交通领域的一场革命,它使得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集中起大量军事物质和部队并迅速投入某一战场成为可能,它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铁路网的修建和完善还可使国家的战略地位改善。所以,富勒曾说: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759年,法国人盖诺特把一个蒸汽炉放在马车的底盘上,世界上第一辆蒸汽动力车诞生了,。拿破仑的慧眼一下子就捕捉到它的军事价值,在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拿破仑的演说标题是“战争中的汽车”。50多年后,盖诺特的汽车成了马恩河会战和凡尔登会战中法国军队的救星。汽车的诞生为现代军队的摩托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战场实施迅速地大规模后勤保障以及实施大规模战场机动成为可能,进而延长了战线、扩展了作战范围和规模。


    蒸汽机的发现刺激了人们的发明欲,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不断涌出。1783年蒙特哥菲尔兄弟设计了第一个载人气球,第二年又飞过英吉利海峡,人们立刻意识到它对军事的用途。法国革命开始不久,一所航空学院小默东成立,并给北方军团制造了四个气球,1794年6月16日的弗勒吕斯会战前,其中的一个气球被用来侦查奥军的方位。这个气球是飞机即将出世的先声,是战争向三维空间伸出的第一个触角。


    1813年,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推动装甲船。1836年,约翰、埃里克森成功地应用了螺旋桨,从而解决了现代军舰的动力问题。1784年,亨利、施雷普内尔发明了“榴霰弹”,默西埃也在稍前的时候发明了5.5英寸的迫击炮弹。1845年一位撒丁尼亚军官卡瓦里少校发明了6.5英寸的后膛来复线加农炮。第二年瓦伦多夫伯爵也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火炮。接着,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些按照“兰彻斯特原理”改造的来复线式火炮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轰击给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战争结束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来复线的后膛兵器。新研制的炮弹在海战中将木制帆船炸成碎片,1853年11月的新诺比战斗中,俄国船上的炮弹几乎使土耳其的一个快速帆船中队全部覆灭。这一结果使拿破仑三世立即下令要求建造一支带有浮动炮台和装甲保护的舰队。战后不久,英法两国分别造出了各自第一艘装甲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铁甲舰终于取代了木帆船。蒸汽动力(燃料先是煤,以后改为柴油)代替了自然风力。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终于哺育出现代海军。


    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变成了一种失控的、永无止境的的扩张力量,它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也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为后来战争的规模巨大、毁灭性巨增、野蛮性加剧埋下了伏笔。


殖民主义


    欧洲的殖民主义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时代,殖民国家本身的强大和繁荣往往依赖于殖民地的存在。一旦失去殖民地,一个强国很快便沦为二三流国家,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迦太基失去了西班牙后便无法同罗马相抗衡,英国失去了印度、埃及之后,也很快沦为一个二等国家。


    所以,欧洲国家的近代殖民主义行为同古代希腊、迦太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具体的目的、动机、手段、需求等方面的内容有了近现代的特征。这种变化在于:以往的人类活动、包括殖民主义活动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但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传统的农业社会已退据次要地位,工业社会成为近代殖民主义的重要社会背景。欧洲本土的资源再也不够支撑一个勃然兴起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水准了。这就必须向欧洲以外地区寻求生产原料。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社会财富剧增,剩余资本和产品亦需到欧洲以外地区寻找新的市场。欧洲各先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展开激烈竞争,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各国都提高了关税,以限制他国同类产品的进口。这种情况更促使先进国家加紧掠夺、控制和开发自己的殖民地。于是,殖民地的获得意味着自己国家的生存和未来的繁荣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殖民地的大小则标志着国家的强弱,这成了当时人们所奉行的观念,并支配着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动。


    初生的工业社会具有一种对财富的无限的、失控的追求,犹如一匹脱缰的烈马载着19世纪末期的欧洲国家驰入争夺殖民地的疯狂角逐中,殖民地的争夺虽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但却是欧洲国家之间形成对抗的间接原因。


近代民主制度
 

    近代欧洲的民主主义革命摧毁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于消除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的野蛮现象却毫无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在封建主义专制时代产生,而是产生在民主制度盛行的时代背景中,这点足以引起人们的疑虑和思考。


    从历史上看,战争同民主政治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在特定环境下,战争造就了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反过来具有促使战争总体化的功能。


    在原始社会中,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都应无条件地参加对外部落的作战,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原始的军事民主制。所以,原始时期的部落战争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军事民主制”这一术语似乎本身已透露了战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奥秘。古希腊军队的方阵中平民占据着重要地位,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武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点具有促进人们平等化的功能,提高了市民的权力意识,导致了希腊社会民主政治的诞生。从军和公民权在古罗马凯撒时代成了同义语,而在美国历史上,黑人获得公民权的过程,也就是众多的黑人在越南战场上为星条旗而献身的过程。


    海战似乎对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希波战争时期,在决定希腊命运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船由国家提供,这样,无产平民就可作为水手超越经济上的制约,加入到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斗中去。海战使无产平民获得了接触政治的机会。有记录表明,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舵手、水手长、造船工是比名们富豪更为重要的国家栋梁。同样,由无产平民为主的英国舰队,在1588年的阿尔马达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揭开了近代民主主义序幕。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凡是由穷人参加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海战均为民主主义发展的重要的结构性背景。


    近代民主主义的渊源来自平民成为战争主力军的战争状态,在近代国家中,公民权利和从军义务是同时制度化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普选制与义务兵役制是同时提出的。1793年8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它的第一条是:


    “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


    “年轻认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幕和服装,并区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所去,激励战士们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仇恨。”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房,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军工厂,地下室的地面应该用碱液加以处理,以提取硝石。”


    “一切口径合适的火器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使用猎枪和利器。”

    “所有带鞍的马,都应征调给骑兵使用;凡是不用于耕地的挽马,都要征来挽拉炮车和补给车辆。”


    这一条款深深感动了当时的议员们,他们要求起草人将它重读两遍;而且每一次都受到暴风雨般的欢呼。这条法令使人想起古希腊城邦在遭到外敌侵略时,要求每个公民自备武器到指定地点集中的规定。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中,F.N.毛德上校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条“征兵制”法令评论到:在任何国家现行的或未来的法典中,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而对人类未来的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处在欧洲封建王朝的包围中,法国被迫采用义务兵役制,实行全民皆兵,同各国组成的封建军事力量相抗衡。拿破仑率领的共和国军队把各封建王朝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当普鲁士败给拿破仑之后,急需导入义务兵役制,为此,普鲁士进行了废除农奴制、实行土地改革以及逐步实行自治制度和内阁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法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这样通过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战争在欧洲蔓延开来。所以康多尔塞特在《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把步兵的兴起同民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用富勒的话来说:滑膛枪创造了步兵,步兵创造了近代民主。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战争只是少数人从事的职业,与广大平民无关。从拿破仑战争起,由于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战争终于将广大的平民阶层卷了进去,一人一枪成了一人一票,直到选票和枪都要用百万来作计算单位。民主国家在法律上要求每个公民为国献身。因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于是近代战争迅速演变成总体战,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成了战争的资源,都成了交战双方毁灭的目标。近代民主政治和义务兵役制把世界引回到野蛮的原始部落战争的时代,战争的总体性同原始军事民主制时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阿诺德、汤因比教授在研究了这段历史后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把由此产生的活力积极投入到战争中去?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而且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它的动力就是爱!


    民主的原动力是爱、民主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富勒认为都属于一个伟大的神话,汤因比坠入了这一神话的陷阱。在综合了柏拉图、休谟、霍布斯、斯宾塞、戴维等人的观点后,富勒认为: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都同样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复仇。5内部和睦的生活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观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和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 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敌对;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这样,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同其它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外集团”,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战争与和平就相互起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一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两者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阴谋家,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留士反驳到,这和课堂上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准则正好相反,他的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但对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通过波勒马库斯之口宣称“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和欺骗是两大美德”,这已暗示出在“内集团”和平共处中,它们是两大罪恶,仅在对抗“外集团”时才成为美德。而大卫.休谟则毫无掩饰地认为: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一种心理,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这一点野蛮人和文明人没什么区别。部落时代的人们对亡族灭种的恐惧,仍然潜伏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近代民主制度得以在“国家”这一庞大的群体单位中,通过正当的或歪曲的宣传鼓动,使每一个公民都遵守对待“外集团”的道德准则、情感和观念,怀着满腔仇恨投入战争。所以,近代民主制度为战争的总体性不仅提供了广大的人力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泛的群体心理基础


    于是汤因比的疑问终于在富勒那里找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它要调动一切“内集团”的道德、感情、观念以形成本身的力量来毁灭“外集团”。它用“爱”(内集团的原则)的手段是为了达到恨“外集团”的目的,即仇恨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民族和国家。这是刺激人们投入战争的有力因素。这也许就是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没有发生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而是产生于体现着人类进步、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时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民主制度使战争变得更加野蛮和残酷。


民族主义


    民族矛盾在历史上经常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因素,它是孕育战争的温床,尽管战争并不一定都是民族冲突所引起。共同的语言、生活地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天然的“内集团”,因而也就存在着对“外集团”(外民族)的天然敌意。尽管民族同民族之间有时可以消除敌意,和睦相处,但并不意味着敌意的永远消除,只是暂时潜伏着。

   
    历史上具有活力的民族在发展自身过程中,往往呈现一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同时也往往以牺牲它民族的利益来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在历史上,人们常常看到一个倍受欺凌、压迫的民族开始觉醒,反抗它的压迫者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但它却并不满足现状,当它羽毛丰满后,便开始压迫其他比自己更弱小的民族。这一现象表明:一个民族由弱变强的发展被一种不可抑制的规律所支配。人们发现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要经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一种为争取自己民族解放,一种是征服其他民族。

   
    希波战争中,希腊人是为了反抗外来压迫,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希腊民族生存和未来繁荣的基础。但是,希腊民族的发展和上升势头并没有就此而停顿,直到亚历山大开始发动向东方民族的远征。罗马人最初在台伯河抵御高卢人入侵获得成功,使自己生存了下来,并获得了发展自身的机会,而到了凯撒时代,罗马人已征服了高卢大部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角色在高卢民族和罗马民族之间互换了位置。日耳曼民族经亚德里亚堡会战后,摆脱了长期受罗马人蹂躏的状况,但并不就此罢手,而是彻底摧毁了这个庞大的帝国,直到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法兰克福王国。在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统一战争后不久,便急速走向扩张主义道路。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两种不同性质同时并存的典型例子,它即有民族同一的合理性,又因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而带有侵略扩张的不合理性。

   
    现代文明的伦理判断虽然告诉我们,前者是合理的、符合正义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而后者是践踏人类平等原则、不符合正义的,因而要加以否定。然而,伦理力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遏制过任何一个民族发展自己时的那种内在的、不可抑制的、具有无限趋向的动力。从被压迫发展到压迫他人的情形,已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也很少发现在历史上,哪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制力,在发展自己时不损害它民族的利益。历史上,“为民族生存而战”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并早已深入人心,被压迫民族为独立解放而战以及已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去践踏别人、为未来生存空间而战同样被包含在这一口号中了。这种情形便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战争根源之一。


    因此,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它的危害在于“民族至上”的强烈倾向,当一个民族在历史获得成功时,常常会滋生出“民族优越感”和“对世界的责任感”,进而发展到“种族主义”,例如“罗马的责任”、“白种人的责任”、“日耳曼的使命”、“大和民族的义务”、“泛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等等,以致到“犹太人和黑种人的劣根性”。这一连串由狭隘的民族主义派生出来的观念,使得许多先进的民族,一方面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另一方面又陶醉于“解放者”的的神圣感觉中,从而如痴如狂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可谓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历史上战争的重要根源,而且也是激化战争的重要因素。它时隐时现地在历史中起伏,时而是战争的深层因素,时而成为战争的直接原因。


强权法则


    在人类社会中,当群体于群体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解决时,战争暴力便成了最后的解决手段,力量强大的一方总能压倒弱小的一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人类社会中的强权意识诞生了。强权最终决定一切的现象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性,这似乎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法则。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这一法则在道义上有多么丑陋,它照样长盛不衰,横行于历史,发挥着固有的功能。无庸置疑,千百年来,人类已经无可奈何地屈从于这一法则,历史上无数民族和国家都为这一法则作了注脚,直至今日,似乎尚未看到人类将超越这一法则的希望。

   
    事实上,这一法则最初是动物社会的法则,是人类自身在进化中不自觉地带到文明社会中来的。人类尚在动物阶段就已经遵循这一法则达千百万年时间了,所以自觉地遵从这一法则似乎成了人的本能。进而发展为群体的本能、国家的本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宣称“战争为万物之父”,欧洲文明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文化中产生的“荷马史诗”、崇尚肌肉发达的人体、斯巴达式的尚武、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一概反映出对“力量”的无比崇拜和狂热追求,从而成为西方历史的传统之一。力量的强大使希腊人战胜了波斯人,赢得萨拉米斯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的胜利,保证了希腊文明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时间。力量的强大使亚历山大大帝发动远征,赢得亚尔贝拉会战和海达佩斯会战的决定性胜利,使希腊文明达到了颠峰。

   
    成为近代欧洲各民族来源的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是原始的森林民族,长期以来,在“黑森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生死角逐。作为狩猎民族,日耳曼人在原始森林里接受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便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法则。森林社会的残酷,在日耳曼人的原始心灵中培育出独特而强烈的意识:只有战胜对手,自己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森林成了天然的演兵场,他们崇尚力量,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日耳曼民族走出森林后,凭着力量的强大,在决定自己民族和罗马帝国命运的亚得里亚堡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从而揭开了自己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出现于历史的序幕。

   
     于是,人们发现,历史上一些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最终都是力量较量的结果,这样,对力量的追求不仅变成人的天性,而且在历史范围内,变成一切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强权法则伴随着人类从动物社会进入人类社会、从原始部落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强权法则对人类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讲,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力量角逐的历史,一部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在强权法则的支配下,追求强大目标的历史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任何时代里,弱国总是努力使自己强大,而强国则总是担心自己还不够强大,会被其它兴起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所压倒。这样,对力量强大的追求便产生了一种无限的趋向,于此同时,还要提防其它兴起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长期的安全、便理直气壮地认为在必要时,为了防患于未来,对潜在的强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历史上按这种思维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人们仅仅凭着历史的经验在如此思维、行动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便依据一种所谓的“科学理论”进行思维和行动了,因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诞生了。“生物进化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自然不是平和协调的场所,而是一个牙齿和爪子血腥争斗的所在。斗争和消灭弱者是自然的现象,作为进化发展的手段是可取的,自然界里没有是非好坏的标准,即不存在道德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成功,“适者”就是成功者,“适者”得以生存就在于它具有5战胜其它竞争者的力量。无疑,达尔文的观点一出世便调动了一部分人的想象力,他们发现只要在以上的阐述中将“自然界”一词改为“人类社会”的话,结论同样可以成立,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部落、种族、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消失、强盛和衰落与自然界物种的竞争有惊人的相似。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流派、一种理论,一时在欧美各国风靡盛行,为19世纪从骨子里就是天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各国政治家们纵横捭合、弱肉强食的“社会实践”插上了理论的翅膀。“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文明对力量追求和按强权法则行事已从“自在”状态进入“自觉”状态。所以,与其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来源于“进化论”,毋宁说来源于人们对强权法则的认同。强权法则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和人类群体(民族、国家)追求强大的努力,是潜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常导致战争的深层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借助资本主义激烈的商业竞争意识、空前发达的科技生产力,把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注释:


一、 英)富勒著,绽旭译,周驰校。《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第81页。


二、同上,第83页。
 

三、同上,第76页。
 

四、同上,第76页。


五、(美)杜伊普著,严瑞池、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233页。
 

六、富勒,《战争指导》,第79页

七、(日)猪口邦子著,刘岳译《战争与和平》。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18页。《民主政治的起源与战争》一节。


八、同上。

九、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十、引自阿诺德·J·汤因比著《历史研究》第四卷,第156、157页。

十一、富勒,《战争指导》,第23页。

十二、同上,第26页,《民主与宗教道德》一节。

十三、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洗劫罗马城。见李维的《罗马史》上卷。

十四、(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旺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第144页。


十五、Will and Ariel Durant,《The Lessons of History》.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第81页,《History and War》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