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里看不到的“牛蹄子鞋”
发布时间:2013-5-1 浏览次数:5286

伴田五郎的墓碑照

伴田五郎的墓碑照

题目:影视剧里看不到的“牛蹄子鞋”
作者:胡卓然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五月上,第49~52页

伴田五郎的墓碑照

  题图的照片里,木制墓碑上所写的“工兵伍长伴田五郎”,是1937年日本最当红话剧演员之一友田恭助(伴田五郎为他的本名)。出生于东京的伴田五郎,曾主演过多部有名的话剧。1937年,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东京师管区征集预备役官兵,编组作为特设师团的第101师团。伴田五郎就是在这次征集中来到第101师团担任工兵伍长的。
  很快,第101师团就增援到淞沪战场,据日本战地记者小俁行男回忆,伴田五郎“随日军强渡吴淞江时,被中国军队的机枪击中胸部,当场死去。拍摄其阵亡的日本新闻纪录片,后来在东京的电影院放映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军国主义把伴田五郎树立为“忠勇之士”的典型,鼓动更多日本青年充当“炮灰”;在战争的另一方,伴田五郎却成为“反面教材”——从1938年初开始,中国的刊物也陆续介绍了他的阵亡,以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戕害。
  这张清晰度很好的历史照片,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段值得沉思的历史插曲,它更深藏着一个很容易让人忽视的细节:乍看上去,照片上扶着墓碑的日军军官两脚的大脚趾清晰可见,似乎没有穿鞋子。可如果说他没有穿鞋,又似乎不合逻辑,因为他不仅整整齐齐穿着“昭和五年”军服,还结结实实打着绑腿。
  其实,谜底并不复杂:这名日军军官是穿着鞋的,但他穿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穿的普通鞋子,而是被中国军民称为“牛蹄子鞋”(因其像牛蹄那样分瓣)的分趾鞋。尽管这种鞋子曾被侵华日军大批装备过,但在抗战烽烟散尽6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细节已鲜为人知,至少在时下各种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已鲜有将之作为道具了。

美军手册里有以脚趾开叉识别日军的内容

美军手册里有以脚趾开叉识别日军的内容

看脚识日军

  分趾鞋的出现与日本人从小穿木屐有关。木屐的鞋襻在脚趾间固定,长期穿木屐会造成大脚趾与其他四趾分得很开。这也成为在战场上区分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的关键“特征”。至少美国人使用过这一“特征”:1942年,美国战争部和海军部为在华美军人员印刷了一本手册,其中关于区分中日军人即有这样的内容:“The Jap wore a wooden sandal(aka geta) before he was issued army shoes…he will usually have a wide spa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toes.”翻译过来的意思:“日军士兵在下发军鞋前会穿着一种木制的凉鞋(即:木屐)……于是其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
  方法似乎是个好方法,但不知道编印这本手册的美军人员有没有考虑过脚上的味道。实际上,要想分清中日士兵,并不一定需要脱鞋,中国军队就根据日军常穿分趾鞋的细节进行分辨——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痛击日军第106师团。1940年出版的《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收录《唐师长万家岭战场目睹记》,记述了国民党军141师师长唐永良于战役次年在故地的见闻。唐永良回忆了亲眼见到的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的战地情景:“围绕着雷鸣鼓刘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土中还露出几双倭兵的胶皮鞋——特别样式的胶皮鞋,一个大足趾与余四个足趾分开的胶皮鞋。”
  分趾鞋的独特标识,帮助唐永良师长分析了日军的损失情况,进而得出了“我们抗战三年,歼日寇如此之多,除万家岭外,实不多见”。抗战中,中国军队也常常以分趾鞋的脚印来辨认日军部队。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的夏讷,在回忆文章《左权同志殉国的日期及地点》中追记十字岭战斗战前情况时,提到:
  ……我们上了山梁上的一条大道,这时我发现路上脚印很密,低头细看,只见除了大马蹄印外,尽是日军的鞋尖开叉的胶鞋印(俗称牛蹄鞋)。那个战士对我说:“不好,我们跟在敌人的屁股后面了。”于是,我们立即拐上一条小路翻过沟,爬到另一条山梁上紧奔,直到中午才赶到南艾铺的十字岭,看到总部的大部人马正在接近山顶的一块洼地里休息。我们立即找到左副总长,向他报告未找到欧团(作者注:即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和路上看到日军行迹的情况。

普遍装备的军鞋

  分趾鞋可以成为辨别日军的标识,与侵华日军普遍装备该鞋有关。1941年底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曾缴获日军一批机密作战文件。据记载,薛岳看见这批文件之后,“曾拍案曰:‘虽仅一纸之轻,然较万挺机枪尤重。’”(见1943年3月1日军政部《陆军经理杂志》第5卷第3期)。因为在这批机密文件中,有一份日军《关于加号作战装备要领之指示》(加号作战方案,为日军第11军于1941年7月前后制订的,关于在长沙发动进攻作战的作战计划)。在这份规定“装备要领”的文件里,日军的“穿用被服”项目单独列出了“防雨外套及私人分趾跑鞋一对携行”,分趾鞋与雨季作战必须携带的防雨外套并列。
  机密文件之中另有《关于鹰林部队装备之指示》(日军鹰林部队,即第6师团第13联队第3大队。中国军队的捷报记载,击毙了该大队的鹰林大队长。报载其完整名字为“鹰林正”),该文件第一项的内容“服装”仅有一句话:“军服(必须携带日本式分趾鞋)。”日军这一份军令之中,分趾鞋更被放在了与军服同样关键的地位。
  因为日军普遍装备分趾鞋,使得很多抗战亲历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回忆里,都有日军穿分趾鞋的记录。如:建国初,山西解虞县南庄村村民向记者控诉1938年3月日军侵扰村庄的暴行情况,描述日军士兵:“他们头戴‘战斗帽’,脚穿‘牛蹄子’胶鞋。”安徽毫州涡河边的居民周立友,1939年夏曾参与俘获日军一名小队长,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忆这段往事时,即明确说日军小队长“脚上穿着牛蹄子胶鞋”。1944年底,疏散到广西河池六甲的铁路职工子弟么荫芳,近年回忆袭击六甲的日军时也说:“那天来了一队日本人,大概有100多人,全都身穿着防水军装和牛蹄子鞋。”
  亲历过抗战的一些作家,也将“牛蹄子鞋”作为真实历史细节写进其文学作品中。例如,曾在冀中担任过武工队队长的作家冯志,就在其著名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里,把这样的细节写了出来:“大冉村据点里的日本曹长一撮毛”在书中出场时,即“穿着牛蹄子式的黑胶鞋”。再比如,曾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的王前,在其“追记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的小说《窟窿岩》里,描述我军隐藏的伤员躲避日军搜山的情景时,也写到:“老赵爬在缝沿口,握紧手枪。从插在缝口的枝叶孔中向外瞧着,从他面前晃过好多牛蹄(子)鞋。”

分别穿着分趾鞋和军靴的日军

分别穿着分趾鞋和军靴的日军

不合脚的战利品

  日本人穿着木屐时,常穿一种称之为“足袋”的袜子。为了让木屐的鞋襻可以固定在脚趾间,足袋也是将大脚趾和其余四个脚趾分开的分趾袜。据载,作为分趾鞋的牛蹄子鞋,其最早出现就是把胶底贴到分趾袜底下,再加上鞋面制造而成的。从袜子到鞋的演变,使分趾鞋在日语中有从“足袋”演化过来的名称——“地下足袋”,也使分趾鞋在中国有另一个别称——水袜子(分趾胶鞋可以防水,此名称意指可以下水穿的“袜子”)。可见,分趾鞋是为穿惯了木屐的人准备的,很不适宜大部分没有穿木屐习惯的中国人。苏北沦陷区穿过分趾鞋的居民徐一鸣就有这样的回忆:“牛蹄子鞋,胶底,黑帆布深筒,大脚趾和其它四个脚趾分成两部分,当中有叉隔开。我试穿一下,脚趾卡得痛,不好走路。”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处在“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局面中。分趾鞋虽有些不合脚,但它毕竟是一种胶底鞋,与我军大部分官兵穿的布鞋和草鞋比起来,鞋底材质更好,更适宜复杂的战场环境。所以,我军官兵在缴获后也将之作为军鞋使用。1942年山西榆社白庄伏击战,参战的连长张国斌、指导员梁超回忆战前备战情景,曾忆及战士为了战斗胜利,把旧的分趾鞋拣来当军鞋穿:“我俩检查各班的准备,大个子李万金的鞋子破得早不能穿了,他把擦得很亮的机枪让我们看,发觉我们看他的鞋子,他就把脚一翘,害臊地说:‘这怎么能跑路打仗?’没等我俩开口就跑出去拣来一双破烂不堪的日本牛蹄形胶鞋,把破鞋腰割去,用绳子穿起来,结结实实地绑在脚上,又跳了两下试了试说:‘准备得不错吧!’‘好,穿牛蹄子鞋,一定得有股子牛劲!’”
  而战斗在东北的抗联官兵,对于这种胶鞋更为重视。在冰天雪地中转战,鞋里一旦灌了雪,化了之后会冻脚。可以防水的“水袜子”胶鞋,无疑有助于在雪地转战。1938年冬天,抗联3军4师32团在黑龙江宝清县山区的日军包围圈里坚持抗战,官兵们鞋子匮乏,团长李明顺回忆,“团政委于保合同志是穿一双露了脚趾的‘水袜子’(是在大拇趾与其余四趾之间留有一条开缝的橡胶底单鞋)”。有关抗联的回忆中,在分趾鞋已穿到开裂的情况下仍舍不得丢弃的不止此一例,这样的“珍惜”实际上也与雪地里不得不依靠胶鞋的防水性能有关。为了确保雪地行军不因为冻伤脚而影响战斗力,“水袜子”胶鞋和棉衣、火柴等一样,成为抗联在冬季最关注的军用物资之一。抗联常常委托地下党购买“水袜子”胶鞋送到游击区。例如,镜泊湖地区的地下党员宫焕卿,“仅1940年春秋两季”即通过地下秘密交通线,给抗联运送“水袜子”胶鞋“50双以上”。
  此外,我军也有整支部队穿分趾鞋的情况,甚至以之作为迷惑日军的战术。1938年冬季,抗联将领周保中率部在雪地里突围,“走到第一道包围圈时,就踩着敌人走过的脚印走。由于和敌人穿同样鞋,都是穿的‘水袜子’,敌人不易从脚印上发现问题”(《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5辑)。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带有日军特色的分趾鞋,也踩出了我军通往最后胜利的一行行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