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里的正面战场
发布时间:2013-6-2 浏览次数:1756

 

题目:数字里的正面战场
作者:胡博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六月上,第58~62页
  历史不是仅仅用来赞美或贬低的,它更应该帮助我们思考。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也有人因此患上了“封神瘾”,在他们那里国民党军的将领人人都是“战神”。不可否认,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体,国民党军将领中也多有超凡之辈,但当时中国的贫弱现实、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本身痼疾,都决定了正面战场的胜利不会轻易获得。本文从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人员、实力等几个方面详细分析,这些史料也许没有文艺塑造的感染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性地去对待历史。

编制

  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体是国民政府旗下的国民党军,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军队中派系繁杂,编制不一,既有政府明令发布的标准师编制——2旅4团制或3团制,也有地方实力派自行编配的3旅9团制、3旅6团制等,甚至还有2团制。
  在经历过1932年的“淞沪会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后,蒋介石认识到其军队对日作战的种种弊端。为了适应可能发生的全面对日作战,蒋介石从1935年开始决定编练专门用于对日作战的“调整师”(由于官兵头戴德式钢盔,所以民间也称这些部队为“德式师”或“德械师”),这种师的编制完全模仿日军师团编制,除了设有2个旅部和4个步兵团外,另要编配炮兵团、骑兵团、辎重团,以及若干兵种营,编定官兵在1.1万到1.2万人之间。同时,“调整师”分批换装从德国进口的轻、重兵器,并交由德国顾问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根据计划,1935年训练第一批10个部队,1936年训练第二批10个部队,之后每年训练10个,以10年之力,训练出100个可与日军对抗的师。至于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部队,蒋介石也在1935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陆续予以重编,大致上皆以2旅4团制为准,少部分部队为师直辖4团或3团。
  由于轻、重武器进口数量的限制以及中国军事重工业的严重落后,“调整师”的编配,仅仅是完成了步兵部队,炮兵和骑兵由于火炮和马匹的不足,不得不根据各师的实际情况,或编营,或编连,辎重团更是维持原编制的“人力连”或“输送连”。至于其他的兵种营,则同样根据需求或降编为连、排级规模,或取消设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调整师”虽然经过了德国顾问的训练,但却是一个四不像。此外,由于抗战在1937年就全面爆发了,这导致国民政府仅仅完成了20个部队的“调整”,另有10个正在“调整”的部队因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调整”。就算以这30个师级部队去与装备优良的日军对抗,也是十分困难的。而事实上,国民政府在经过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调整师”基本上已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是2旅4团制的框架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形势需要,将原一级作战单位师升格为军,将以往徒有其名的“军部”做实,分别配属2到4个师不等的作战力量,军部设有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和骑兵连。随即,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的8层指挥体系。随着抗战的不断持久化,国民政府于“武汉会战”之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裁撤不必要的多重机构设置,取消了军团和旅这2级,使指挥体系简化为6层。在这次变动中,师的编制改为直辖3个团,编余的2个旅长,或是调为师步兵指挥官,或是保送军校受训,编余的一个团改为补充团,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步降格为营。与此同时,对于师的直属部队进行定编,下辖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通信连、工兵连、辎重连等。经过1939年一年的时间,大部分师都完成了缩编,理论编制数为7000到9000人之间。部分师因处于敌后游击区,到1944年才完成缩编。抗战后期,因兵源不足和部队吃空饷等原因,有的师只有5000余人,山西部队因为兵源严重缺少,甚至出现过只有800人的野战师(第71师)。
  战争进入到1943年时,国民政府获得美援,已消耗殆尽的重装备陆续得到了恢复,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炮兵部队的配属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讨论,最终确定将一半的由军政部直属的炮兵团编为军属炮兵团,使各战区担负主要任务的军级单位,都有了直接的火力支援而不再需要请求上级的增援。1944年,军事委员会又重新调整了军的编配,除了充实、调整军直属部队外,将3师制军定为甲种军,将2师制军定为乙种军,将4师制军定为特种军(只有一个,即第36军,所属各部皆为四四制)。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再未有较大变化。

装备

  因为重工业严重落后,以及军工厂的军阀私有化,国军党各部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武器装备优劣不等。先说轻武器。装备好的部队如“调整师”,有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或仿制的中正式步枪)、伯格曼M1934式冲锋枪、ZB26轻机枪、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饭盒、水壶、干粮袋、刺刀、2组3联装的皮质枪弹盒。差的部队如川军,仅有射程有限的川造79步枪、斗笠、布帽和大刀等。前者在抗战之初还可与日军硬拼一下,后者就只能是被动挨打了。
  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时,“中正”式步枪的量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但在缺少重工制钢的情况下,钢盔和刺刀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品。进入1939年时,原本配备刺刀的部队因为战时消耗,大部分都被迫改用了大刀。至于在抗战初期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德式钢盔、英式钢盔、法式钢盔逐渐消失在战场上,前线野战部队多以布帽维持军容,稀有的钢盔或作为军校训练之用,或作为媒体拍照之用。
  在陆续得到苏援后,部分部队的装备得以在德械损耗殆尽后换上了苏械,著名的苏式转盘机关枪(德普式7.62毫米轻机枪)就是在这时被中国军队所装备的。遗憾的是,苏援主要是飞机和坦克,国民政府仅仅获得了20个师的轻武器装备。为保障一线主力部队的持续使用,这些轻武器和弹药,主要给了由军委会直接掌握的4个攻击军,剩余装备则作为战场消耗补充之用。由此可见,1940年到1942年这3年的国民党军队,主要依靠的是国产轻武器和缴获的日军轻武器来作为一线部队作战之用。
  1942年,国民党军驻印部队(3个师)一度获得了部分英援,其中主要获得的是P-37装备组(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1943年起,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在轻武器中,主要获得了美制M1928式汤姆逊冲锋枪、布伦MKⅡ7.92毫米轻机枪、60火箭筒、M-1936型帆布腰带、M-1923型腰带式弹袋、卡宾弹匣袋、45式手枪侧挂皮枪套、M-3肩挂枪套、45式弹匣袋、M-1942型刺刀组等,国民政府依靠这些陆续装备了39个师。不过,这些装备多为远征军和驻印军获得,国内战场的部队获得量极少。美械虽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也受到使用官兵的欢迎,但同样因援助数量有限,而使弹药的补给时断时续,导致这些部队的官兵在战争中宁愿选择弹药补给顺畅的国械或日械。所以,在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主要还是依靠着国械轻装备来与日军作战。
  重兵器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已然具备制造重炮的兵工厂,但因质量或火力关系,还是从欧美各国进口了不少。其中,有德国克虏伯1903年型75毫米野战炮、法国施奈德1898年型76.2毫米山炮、日本三八式75毫米野炮、日本四一式75毫米山炮、瑞典卜福斯1930年型75毫米山炮、德国leFH18型105毫米榴弹炮、德国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德国Pak36/37式37毫米反坦克炮、瑞典卜福斯1929年型75毫米高射炮等。坦克、装甲车有英国维克斯坦克、英国维克斯水陆坦克、法国雷诺FT-17坦克、德国克虏伯Pz1型坦克、英国菲亚特CV33装甲车等。抗战中后期的苏援和美援,又使其获得了苏联1930年型(1-K)37毫米战防炮、1932年型(19-K)45毫米反坦克炮、19311/1938年型122毫米高射炮、美国M3型37毫米战防炮、M2A1-150毫米榴弹炮、M1918式150毫米榴弹炮,以及苏联T-26坦克、美国M3A3坦克。在飞机方面,同样不得不依靠进口或外援,如美国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轰炸机、马丁-139WC轰炸机、P40战斗机、P41战斗机、P51战斗机,苏联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轰炸机、特勃-3轰炸机。
  这些装备虽优于日军,但同样因数量有限,在初期的对日作战中杯水车薪,作用不大。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依靠美援成建制更换了战车和航空部队,才逐渐改变了劣势。

人员

  先说军官。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前的将领中,经过正式任官的有1247人,其中出身保定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有388人,陆军大学的有215人,黄埔军校的有92人,留学国外军校的有215人。由此可见,抗战前期主导战场的将领,主要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到了抗战后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开始大量担任集团军、军、师的主官,其比例逐渐与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持平,并有超越之势。关于中下级军官,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有13.4万人,其中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其他各类军校出身的约3万人,行伍出身的则约4万人。
  需要指出的是,保定军校是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的正规军校,每期学制2年,是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生往往都具备较高的军事素养。而黄埔建校初期,只是一所6个月即可毕业的速成学校,毕业生的所学十分有限,大量黄埔毕业生的军事素养都只能依靠战争经验来积累。即便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只懂得师战术,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作业所学很少。所以,不管是哪所国内军校毕业的,国民党的军官大部分都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军官的战争经验甚至还低于一战的水平,只能依靠一味地猛冲猛打。这使抗战全面爆发之初的国民党军队大多只能依靠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来抗击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史迪威就曾经评价国民党军队“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50英里(编注:约80公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和勇气。”对于这种情况,蒋介石在历次的军事会议上也曾提出批评,并在抗战中后期开办了大量的军事培训机构,轮训各级军官达97577人,从士兵中提拔的军官有84235人,试图有所改变,但限于政治环境以及各派系的重重矛盾,直到抗战胜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再说士兵。抗战之前,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志愿兵役制。考虑到士兵中不乏老兵油子,从1935年起开始在华东、华北地区试点征兵制,并设立师、团管区,打算以固定的征兵练兵模式,为前线提供具备一定素质的优秀士兵。由于抗战的过早爆发,这一制度沦为国民党贪腐的重要场所之一。尽管在抗战之初的士兵中大部分都有过实战经验,甚至有许多经历过十余年战争的老士官,但这些士兵所经历的大多是旧式战争,其形势甚至连一战的阵地战模式都不如。当他们面对采用立体化作战模式的日军时,许多士兵连日军的影子都没看到就阵亡了。抗战前2年士兵的大量伤亡,导致各部队都严重缺乏可战之兵,后方虽然源源不断为前线提供士兵,但因多采取“拉壮丁”模式,而不乏逃亡事例。此外,军官的打骂、士兵文化不高、体质不佳等,也是导致抗战中国民党军战斗力逐年下降的原因。

实力

  抗战开始前的国民党军实力不一,既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也有战斗力和装备都差的地方部队。以实力较强的部队来说,他们虽有德国顾问的训练和指导,但却因训练内容落后,根本不适应立体化战争。抗战前期,大部分地方军队仍然采用一战的模式来对抗日军,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不知疏散,仍然采用密集队形进行冲锋,以致在日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下,造成大量伤亡。在防守时,中国军队往往采取单线防御,缺乏构筑纵深防线的意识,预备队也保留过少,一旦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告不稳。有的部队甚至还没抵达战场,就在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伤亡过半,无法承担作战任务。
  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即翻译日军的《步兵操典》来指导部队的训练,甚至还根据中国军队的特点来补充修订“操典”的要求。比如,日军规定部队冲锋时,士兵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4米到5米,国民党方面就将其修订为5米。但是,这本极其有用的《步兵操典》却没有引起部队的重视,导致蒋介石在1938年初的徐州军事会议上,还要提醒并要求与会将领能够随身携带它,并予以研究。
  不同的部队,受到军官素质和武器装备的影响,战斗力也有着不同。比如,抗战初期的“调整师”,都能承担独立的攻坚任务。但由于重火力支援严重缺乏、步兵不知协同兵种作战,仍然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调整师”都如此结局,更不用谈杂牌部队的情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经常出现国民党军队伤亡数万乃至数十万,而日军却只损失了几千或几万的原因。
  如前所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素质较差,而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光射击和拼刺刀就比国军士兵强,炮火掩护更是在抗战初期完全压制住了中国军队。日本的后勤动员机制也比较完善,一个伤亡惨重的师团可以很快恢复元气,中国军队则是打光一个师就少一个师。不过不同的部队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其战斗力也有着不同的变化。比如广为读者所熟知的第74军,历经8年抗战的洗礼,始终作为战区主力使用,并屡次予日军以重创。又如,经过美军训练和武装的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在国外战场扬名立万,并重创了日军第18师团,这在国内战场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但也有越战越弱的部队,甚至落到了中央军出身却被杂牌军所吞并的命运,如土木系部队——第67师。
  根据统计,抗战的头一年,即1937年7月到12月,中国军队伤亡达609594人。整个1938年的伤亡就上升到1220821人。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8年累计伤亡约133万人,通过这组数据即可看出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之大,是无法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