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制胜之法
发布时间:2013-6-2 浏览次数:1752

 

题目:敌后战场制胜之法
作者:川川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六月上,第63~66页
  敌后战场的抗日戏是国内抗战影视剧里的重头,也是被网友“吐槽”最多的。各种神功层出不穷,好像全民族的抗战史都是由金庸、古龙这样的武侠作家来编写的。的确,在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用智慧创造了许多巧妙的战术,并经实践检验而成为经典。但这些战术不叫“功夫”,它们有完整的体系、严密的实施,更重要的是有万人同心的群众基础。它们的确存在,但从没有轻松地存在过。

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

  全面抗战初期,目睹正面战场惨重损失的国人,对于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1937年8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10月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确有一种“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期待。《大公报》1937年10月21日曾报道:“一般人对于红军过去作战的持久性和他们战术上的特殊优点,就是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游击战术,都抱着一种热烈的希望。”
  翻开史册,从敌我伤亡的比例来看,全面抗战的早期,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确已能够如国人盼望的那样,“以较小的牺牲来换取更大的胜利”。1939年6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发表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一文。文中提及“根据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华北参加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统计”指出,抗战2年来,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华北与日伪军作战,“毙伤敌军达8.05万余人(俘虏敌伪军1万名在外),而我之伤亡则为5.6万余人(游击部队及地方武装的伤亡不在此内),敌我伤亡为1.4:1(我伤亡1人,敌为1.4人)”。文章里“又据新四军去年作战的统计”,指出新四军抗战之初的敌我伤亡比例:“从参加战斗至去年年底的6个半月中,我军共伤亡664人,敌人伤亡了3232人,敌我伤亡对比是4.7:1(编注:原始资料计算有误,应为4.86:1)。”文章最后还得出结论:“由此,又不难想象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之成功。”
  敌后我军以较小损失取得较大战绩的局面,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至抗战后期。1944年8月22日,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公布7年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大小战斗91549次,毙伤日伪军832815人,我军负伤251513人,阵亡148609人(其中包括团以上干部555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1:1。
  在此完整统计发布之前的抗战中期,部分敌后根据地的作战之中,还有更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记录。例如,1941年2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军区1940年战斗统计(包括冀中、平西):战斗2989次,毙伤日伪军40102名,敌我伤亡比例为5:1。《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统计,1941年,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敌我伤亡比例为2.66:1,地方部队作战的敌我伤亡比例则为4.32:1。
  太行区武装委员会抗战胜利后编写的《太行人民武装斗争经验》,记录了腹地“反扫荡”游击战争几次战况。1942年2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5.2:1;5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4.6:1;10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高达7.86:1。这还不是太行区最高的敌我伤亡比例。1943年5月,庞炳勋和孙殿英投敌,日军趁机向太行根据地腹地发动扫荡,根据地为此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反“扫荡”斗争,一度取得了13.5:1的敌我伤亡比例。据曾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到处开展的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在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有14679人参战,作战2255次,毙伤敌伪1902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3.5:1……敌人此次夏季‘扫荡’是抗战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

正确的战术是关键

  敌后战场虽然有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但历史文献的记录告诉我们,这些战绩的取得并不是因为我军都是“天兵天将”,更不是因为日伪军都愚笨迟钝。敌后战场辉煌战绩的背后,有两个因素时常被人们忽略,其一是敌后战场大量毙敌的是日伪军,其二是游击战战术的运用自如。
  1942年8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记载:“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在伏击战斗中为66:1(即毙伤敌寇6.6人,我军伤亡1人);在袭击战斗中为2.94:1;在麻雀战斗中,为53:1。”刘伯承同时指出:“不管用哪种打法都要出敌不意,才能在游击战争中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我们在战斗无胜利把握时,必须避免战斗”,可见,伏击战(特指袭击行动之敌)、袭击战(特指袭击驻止之敌)以及麻雀战等正确的游击战战术运用,才是敌我伤亡比例悬殊的原因。当然,根据不同的形势,在不同战法之下,这个比例并不相同。
  据1943年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的记述,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动战斗中之伏击、袭击战斗,“占主动战斗总数的55.75%”,在此历史背景下,“敌我伤亡的对比为2673:1108,即敌人伤亡2.4人,我伤亡1人”。而“自1943年1月至6月加强对敌斗争以来”,晋西北敌后我军伏击战、袭击战“占主动战斗总数的41.25%”,随着伏击战和袭击战比例的大幅下降,“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825,即敌人伤亡1.84人(编注:原始数据计算有误,应为1.62人),我伤亡1人”。贺龙在这份总结里列举了一些“以极小牺牲,取得了极大胜利”的战斗,继而通过战例的分析也指出:“这些战斗,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用一切方法寻找、制造并抓住了敌人的弱点,使伏击、袭击、伪装、欺骗等各种方式密切地配合”。战术上“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表现在“在情况不明、地形不利的条件下不恋战,不与优势的敌人作正面冲突”,“反对不问情况,不讲战术,蛮干硬拼”。

好战术都不那么简单

  敌后战场的战术运用,是通过一次次实践与反思后,才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后来的人们却常常以一般经验来想象当年的敌后战场,难免会因不能把握其本质,而认为游击战战术简单随意。事实上,游击战的战术体系是完整而深刻的。伏击战和袭击战等战术自不待言,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的初期,即发表了纲领性的战术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详细论述了各种袭击驻止之敌的战术和打击行动之敌的伏击战术,甚至详细到了分开论述伏击骑兵、汽车、火车、船舶的不同战术要求。毛泽东之外的很多敌后抗日将领,也多有对各种战术的全面研究。如左权先后发表过《埋伏战术》和《袭击战术》,就“突然向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的战斗”和“向驻止敌人袭击”分别进行过深入的战术分析。
  而前述敌我伤亡比例最悬殊的麻雀战战术,今天的人们一般只可以根据历史影像留下的直观印象,将其描述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一般都不会知道,这种描述起来很简单的战术,根本不是随意进行的,它同样有着非常严格的战术实施要求。
  刘伯承曾为麻雀战提出了最为精练的概括:“麻雀战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甚至在麻雀战和地雷战的具体衔接问题上,刘伯承都曾有过明确的指示:“地雷安放最好以伏击配合之(这种伏击是诱伏),或配置监视哨。或在(所)埋地雷的上面伪装埋有资材,然后以麻雀仗(战)的退法诱敌去挖掘使之触发。”曾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委的黎玉,在1942年6月发表的《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诸问题》中,谈到第七个问题“怎样开展民众性游击战争”时,也专门论述了麻雀战的具体战术要求:“发挥麻雀战的作用——采取宽大正面的配置,要布满山谷要点,前后左右都有几个(即纵深配备)组织稀薄的部队,不分突击(队)钳制(队)和火力(队),三四人一小组,专门射杀敌指挥官,或打敌人的行军。打了就走,再移到敌人后面射击敌人。在敌人大小‘扫荡’时,各个山头最易发挥,青纱帐起,可(埋)伏在高粱地内进行。”
  战争不是儿戏,战术更不是。敌后战场我军重视,日伪军更重视。1943年,胶东莱阳伪军治安军107团(这一带的“剿共第三路军”部2个营改编),在“讨伐”时捡到了一本以许世友将军讲授内容编成的《麻雀战术》教材。这让伪军如获至宝,称之为“共匪现时使用之麻雀战术密本”,赶紧翻印成册。伪治安总署《军事月刊》杂志还在1943年第37期,专门刊登这篇《麻雀战术》,供伪军作战时参考。

人民是战争的根本依靠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全面抗战之中,也只有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才可以让正确的战术得以落实和贯彻。这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仅以伏击战战术的实施为例来简述之。在敌后战场,我军要成功伏击行军中的日伪军,就必须对日伪军的行军路线及已到达位置有精确掌握。可是我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长期没有电台,战斗中难以进行沟通,更不要说这种“实时”沟通了。怎么办呢?
  1941年2月1日,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作战时,对于(为)野战军供给情报,非常重要,各地民兵游击小组,在发现敌情时,除飞送情报外,并应以手榴弹、土炮、土枪声音或步枪声追随敌人,以惊醒附近军队。各区村的要点应设置号炮、烟火和腕木(在高地设高竿,高竿顶上有一活动木棍旋转,根据旋转角度之不同规定信号)等通信,敌人从何而来,有多少,我们应如何动作,都规定成符号,先使大家知道,一(旦)得到警报时,就好照着做。”前述1943年太行区反扫荡战斗,敌我伤亡比例可以高达13.5:1的缘由是什么?李雪峰回忆给出了一个答案:“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设在各地的情报网站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

斋藤邦雄的画作

斋藤邦雄的画作

  除了我方的记述,日军的记录也可以帮我们重现人民战争的生动场景。日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战后成为日本著名漫画家,担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会长),曾与八路军战斗多年,他画过这样一幅漫画,可称之为“八路军是这样打仗的”。图上,日军的一个据点遭八路军的猛烈攻击,据点里的日军军官喊:“一定要坚持到部队本部的援军到来,顶住!”但日军的中队见等不到援军,军官很焦急:“本部在干嘛?”而日军部队本部的军官们正看着地图开会。一个军官说,“调不出兵力增援”,另一个军官说,“那也不能看着他们都被杀呀”。在日军部队本部的门口,有一个头上标着“敌军的特工”的中国捡粪农民,在路边田地里还有一个标着“敌军的工作员(侦察员)”的锄地的中国农民,而在日军增援必经的道路两旁,都有八路军的“物见”(即通风报信的设施),道路最窄的地方,两边埋伏好了八路军,一个指挥员还在进行战斗动员,说:“一个增援的日本兵也不放他过去!”
  不能不说这个日军记录得详细,因为在敌后我军的抗日战斗中,能与这个记录符合的战例,堪称比比皆是。1940年5月29日,著名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由河北衡水县大队配合,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猛烈围攻衡水县安家村据点(日寇设在衡水县境内的四大据点之一,位于连接冀中冀南的咽喉地带),诱使驻衡水县城的日伪军出城增援,我军则在衡(水)安(家村)公路的康庄至杨家庄一段设下埋伏圈,伏击日伪军的增援部队。据衡水的文史资料记载:战前,衡水县城附近公路那边的麦田之中,我军“从县大队抽出一部分战士,化装成收割麦子的老百姓,一则麻痹敌人,二则便于瞭望,以便及时观察敌人动向”。沿途有这么多漫画里描述的“敌军的侦察员”,气势汹汹的皇军援兵们从衡水县城一出动就被紧紧地盯上。根据中方的记载,“敌人在未进入、远离伏击圈时,不断有人来报告敌情:‘到了后马庄村后了’,‘到了康庄村南了’……”因为群众的信报源源不断,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战史记录,回民支队一举全歼“日伪军17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5O余支”(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这种生动的战争细节,在我军的敌后战场上比比皆是,唯有熟悉这样的细节,才会知道敌后军民究竟是怎么打仗的,才会明白为什么一块块敌后根据地,可以在沦陷区坚持下去且不断扩展。但是,这些细节都在厚厚的史料之中,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荧屏、银幕,这不能不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