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人血战录
发布时间:2013-7-9 浏览次数:1765

 

题目:古巴华人血战录
作者:徐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七月上,第75~78页
  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曾投身自由的事业。在战场上,他们个个如猛虎般同敌人搏斗。一旦被俘,则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他们为古巴独立慷慨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却不抱任何追求个人名利的欲望,也从不企求得到感谢的花束。

——19世纪古巴民族领袖冈萨洛•德克萨达将军

逼上梁山

  19世纪初,随着废奴运动兴起,西方国家陆续颁布法律,禁止再从非洲贩运黑奴。但此时遍布拉美的热带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旺盛,“缺人手”成了种植园主们最头疼的大事。到了1840年,情况出现转机。由于鸦片战争失败,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卷入世界殖民体系,而不法洋商也因此“盯”上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拉美劳工市场上就出现了华人的身影。尽管洋商宣称这些人是可以自由往返的普通移民,并美其名曰“契约华工”,但实际上与对待奴隶无异。
  1847年6月3日,一艘名叫“奥肯多”号的轮船,运载206名华工到达古巴哈瓦那港。12天后,另一艘载有365名幸存华工(编注:由于船上条件恶劣,华工死亡率很高)的英国帆船“阿盖尔公爵”号,也驶抵哈瓦那。以此为肇端,华工输入古巴的大幕正式拉开。当地人发现,这些黄皮肤、扎辫子的中国人“像绵羊一样”温良恭顺,似乎世上就没他们不能忍受的艰辛与困苦。但仅仅21年后,华工却拿起武器冲锋陷阵,站在了古巴独立革命的最前沿。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进入19世纪,辉煌一时的西班牙已从巅峰跌落,其在美洲绵亘数世纪的霸权,更是被英法等新兴帝国冲击得七零八落,殖民版图走向崩溃。不得已,西班牙决定收缩兵力以强化控制最重要的殖民地,特别是物产丰富、位置显要的古巴。但西班牙落后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须靠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维系殖民统治。于是,当其他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或保持“低调”时,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却走上反动道路。19世纪中后期,大批非洲黑奴和华工被输入岛内,整个社会矛盾尖锐,正处于剧烈震荡的前夜。
  1873年11月,晚清政府派礼部太常寺少卿陈兰彬前往古巴,实地考察华工境况。1874年3月18日,陈兰彬来到哈瓦那。这位晚清著名外交官一路寻访监狱、炼糖厂、种植园,克服重重阻力,查明了华工被诱拐来古巴的真相,并了解到诸如“随船中国翻译和医生也被拍卖”“航海途中华工死亡率高达13%”等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次调查虽令清政府停止向古巴继续输出“契约华工”,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在古华人的恶劣处境。据统计,从1853年到1873年,被拐卖到古巴的中国人达13万,超过当时古巴总人口的10%。他们被驱赶到田里种植甘蔗、烟草或咖啡,每天超负荷工作14小时以上,还要忍受皮鞭和棍棒,甚至惨遭屠杀。在这样的非人凌辱与残酷压榨下,华工平均存活时间仅5年,到1880年,10余万华工就只剩下4万人。陈兰彬“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一诗,反映的正是古巴华工的悲惨遭遇。
  除身心摧残外,古巴殖民当局还以“不遵誓约和法令”“破坏公共秩序”“帮助‘国家的敌人’(编注:指争取独立的古巴革命者)”为由,强迫那些契约期已满的华工要么“滚蛋”,要么重新“续约”。而无论走哪条路,都意味着华工被剥夺了成为合法移民的权利,还要“吃二茬苦,遭二遍罪”。面对命运的不公,在古华工没有消极忍耐,而是选择了奋起抗争。1868年10月10日,被西班牙殖民者称作“忠实小岛”的古巴,吹响了争取独立的战斗号角。当天,就有上千华工高喊着“自由万岁”的口号,加入了起义队伍。

尚武忠义

  在翻阅多位古巴历史学者的研究著述时,笔者发现他(她)们都有相同疑问,即早期参加古巴独立革命的华人“为何特别能战斗?”这显然不是“物极必反”4个字就能解释的。而一个多世纪前的西班牙官方档案中,也提到一些古巴华工“很不听话”,被体罚时不像普通华人那样逆来顺受,而是表现出“强烈反抗情绪”,并“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另据古巴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欧美奴隶贩子通过向清朝官员行贿,曾低价从中国接收了一批为数众多的“政治犯”。这些人身份特殊,大都是19世纪中叶“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说到这里,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没错,他们就是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太平军将士。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和澳门,由于毗邻大陆且不受清政府管辖,成为反清力量的立足点和进出口岸。许多太平军官兵在部队打散后,为躲避官府追捕或囿于生活闲苦,纷纷来到港澳,以“契约劳工”身份远赴他乡谋生。例如,洪秀全的族侄、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洪和,先是自己卖身去古巴做挖鸟粪的苦力,后来又做过海员和医生,并因此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者。当然,还有很多人是被强迫的。例如,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者戈登,就曾在协助清军攻陷苏州后,将大批太平军战俘用船送往南美做苦力。试想,这些具备战斗经验且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来到古巴,无疑对增强当地华工的抗争意识助力颇多。1870年1月1日,一支约21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向古巴革命军发起进攻。尽管起义者人数仅及敌军四分之一,没有大炮,弹药也不足,但他们却让对手遭到惨重失败。究其原因,是“华人组成的两个班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枪托砸碎敌人的头颅。这一天,他们为太平天国扬了名”。
  需要指出的是,身为少数族裔的华人之所以投向革命阵营,还与他们在古巴找到了“同盟军”有关。尽管语言、文化、肤色大相径庭,但黑人和华人都是被当作奴隶贩运来的,相似的悲惨境遇让双方惺惺相惜。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劳动,则使不同种族间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相互融合,甚至产生共鸣。比如,华人十分推崇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大刀关羽,喜欢把关公画成身穿红色戎装的战神,并尊称其为“三番公”(编注: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的华人多数来自广东,这个称呼就源于“关公”的粤语发音)。而非洲黑奴笃信本土宗教,供奉圣•巴尔巴拉神(编注:一位传说中因坚持信仰而被杀害的妇女)。有意思的是,黑人也将她描绘成披红佩剑的圣武士,这种巧合无形间增进了黑人与华人间的团结。
  秉承关公忠义思想的华人官兵,不仅在出征前祭祀“战神”,战场上的他们同样骁勇善战,义薄云天。在冈萨洛将军的回忆录中,曾对中国战士的忠诚和勇敢大加赞赏。例如,有位名叫“阿波罗”的华人军官,“忠诚之气令人钦佩,他身经百战,每次临敌必身先士卒”。又有位中国战士被大家起绰号叫“半羊半狮”,形容他“遵守军纪像绵羊,上阵杀敌如雄狮”。还有位姓黄的中国军官不幸被敌人俘虏,残忍的西班牙殖民者对他施以鞭刑,但他就义前仍高呼“古巴自由”不止。书中还提到一位华人少尉奉命掩护战友撤退,自己却因腿部受伤陷入重围。但他毫不畏惧,每开一枪就干掉一个敌人,直至弹药耗尽,牺牲在敌军刺刀下……“(面对这些英雄壮举)连我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了!”将军如是说。
  1902年,古巴宣布独立,一些“革命者”开始向政府邀功请赏,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华人官兵却选择了自食其力。1992年出版的古巴《波埃米亚周刊》上,曾刊登一篇题为《起义军中的华人》的文章,里面提到:“当战争结束,共和国建立时,曾为古巴独立流血牺牲的华工不求论功行赏,也没有索取荣誉和地位,而是功成身退。1902年成立了‘起义人员复查及资产补偿委员会’,但只有少数华工战士来登记,而后来凭退役证去领取微不足道薪水的华人,不过区区44人。”

继续战斗

  1927年,蒋介石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严峻的国内形势,迫使大批仁人志士流亡国外,其中一些就来到了古巴。与当年被蒙蔽骗来的“苦力”不同,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例如,一位名叫黄淘白的爱国华侨到古巴后,于1928年创建了左翼团体“拥护工农革命同盟”(编注:后更名“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重新点燃了古巴华人如火的革命激情。
  史载,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所有在古华人为之震惊。每天下午,哈瓦那电台都用粤语播送30分钟的中国新闻,评论抗战形势。各华侨团体则积极行动,捐款捐物,并成立了“工农自卫联盟”。受马列主义感召,加入古巴共产党(编注: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后与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合并)的华人越来越多。1929年,一位名叫何塞•王的古共党员创办《工农之声》月刊,以此作为“工农自卫联盟”的机关报。但1930年8月13日,他被当时亲美反共的马查多政府杀害。古巴进步媒体强烈谴责这一暴行,华人社区也是一片沸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华人社团呼吁古巴当局同新中国建交,却遭独裁政府镇压。
  在古巴现代史上,1953年的7月26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天,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下,150余名古巴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打响了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第一枪。也正是从那一天起,古巴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不再妥协退让,决心用武力推翻暴政,相继有上百名华人加入革命队伍。日后成为古巴军队少将的阿曼多•蔡•罗德里格斯,当时只是普通的华裔学生。别看年纪不大,由于他积极投身反独裁运动,20岁出头便成为古巴著名青年领袖,并因此6次被当局关进大牢。1955年,罗德里格斯加入卡斯特罗创建的革命组织“7•26运动”。1956年底,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率部返回古巴,登陆后却遭政府军袭击,82人仅剩12名幸存者和7杆步枪。但最终,革命火种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被保存下来。这期间,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讲述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著作油印成小册子,供战士们学习,这些小册子被起义官兵亲切地称作“来自中国的粮食”。
  由于敌人力量还很强大,1958年4月9日的总罢工和几次城市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形势再陷低谷,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退出革命阵营。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总罢工失败后,一位名叫古斯塔沃•崔的华人青年主动上山投奔游击队,革命胜利后,他也被提拔为将军。同年5月底,巴蒂斯塔调集上万人马,配以坦克、大炮,在驻关塔那摩美军飞机支援下,开始向马埃斯特腊山区发起“总进攻”。而此刻游击队主力还在外线作战,根据地仅剩300余名守军,且武器匮乏,只有200条枪。面对优势敌人,一位名叫莫伊塞斯•邵黄(编注:古巴著名华裔将军)的华人战士与战友仍坚持战斗。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一发敌军炮弹落到队伍边上,一名华人战士被炸晕,满脸流血。被救醒后,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枪没坏吧?”邵黄将军后来回忆,这一幕令他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起义军粉碎了反动当局的“围剿”。1958年下半年,古巴革命进入新阶段。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分兵出击,他让切•格瓦拉率一部分人前往古巴中部开辟新战场,邵黄也参加了这次著名的“千里大跃进”。与在山林打游击不同,平原行军极易遭敌人袭击。为此,起义军专挑最难走的道路,500公里的长途跋涉让大家苦不堪言。但邵黄看到,部队中的华人官兵即使自己脚底溃烂,还抢着帮队友背沉重的枪械和物资。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率起义军进入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当晚,卡斯特罗向数万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古斯塔沃•崔负责担任总司令的贴身警卫。在他们身后,是群为正义事业走到一起的革命军官兵,其中有黑人、白人、混血儿,当然还有黄皮肤的华人。在这欢呼胜利的时刻,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勇士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喜极而泣,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