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讲座之三:我们为什么写历史
发布时间:2014-3-18 浏览次数:11499

    2014年3月13日下午,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我们为什么写历史”的讲座。《东方历史评论》获得史景迁授权,独家全文整理、翻译了他的讲座录音。本站为非营利性中学历史教学教研网站,为历史教师转发此文,希望能对老师们的专业素养的提升有所帮助。

 

 

    各位下午好,我很高兴来到人大。我对人大早有耳闻,这些年也结识了很多人大的朋友,但很可惜之前没有来过。今天下午的讲座是一个中英结合的讲座。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我为什么热爱中国历史,以为我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文本。不过,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所以我需要张静博士为我进行翻译。以我的理解,今天下午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会。如此晴朗的天气下,我们聚在一起,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思考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在此,我还要向梁涛先生致意,感谢他对我的邀请。梁涛是一位知名的学者,近期他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在此表示祝贺。在我讲完之后会有一个简短的问答时间,到时会由梁涛先生来进行主持。


    我猜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会对历史感兴趣,对吧?这是一个与历史有关的会面,每一个人前来,都带着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北京之行只是我行程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会到中国的其他城市,为我的图书发布做一些巡回的讲演。我生平第一次做这种形式的“图书之旅”。这些书现在都被翻译成了中文,有趣的是,我这一生大多时间却是在将中文的史料翻译成英文。


    最近的几年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我的三部作品。第一部是《曹寅与康熙》,这本书的主题是清朝政府17、18世纪的官僚制度。这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博士论文也是有生命力的,45年后它最终以图书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第二部是《胡若望的疑问》,它讲述了18世纪早期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法国见闻。他尝试着融入法国的宗教生活,学习法国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第三本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在这本书中,我不再以一两个人作为主题,而是讨论了很多人物。它的名字叫《改变中国》。我从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这本书刚刚完成翻译,暂时还没有出版。这三个作品都成书于很多年以前,第一本《曹寅与康熙》写于1966年,《改变中国》写于1969年,而《胡若望的疑问》写成于1988年。对这些文本感兴趣的同学,或许可以在阅读中形成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和讨论。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以中国为主题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在这其中,我尤其关注一个历史时期,那就是清朝成功地击败明朝,进而征服中国这一时期。在早年的著作中,我一直在捕捉这期间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地理中心的改变、文化中心的改变,等等。我想探索的问题是,从明朝晚期到清朝早期的这段时间,明朝在政治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致命决策,最终导致它被清朝所征服?或者说,明朝如此强大的政治结构是如何被摧毁的?我有一本书叫《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书中我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同时带有一些善意的嘲讽,为这位伟大的皇帝描摹了一幅自画像。有人质问我,我有什么样的资格,可以为一位中国的皇帝画自画像?确实,康熙如何行动、如何思考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觉得,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史料之中,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东西,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借由它们触摸到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所以,康熙的自画像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主题,它能够帮我们去探索政府的统治、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些问题的内在本质是什么。


    动机在历史写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线索和证据,有一些甚至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沿着不同的线索深入下去,我们将会进入到完全不同的历史细节之中。因此,历史写作的动机决定了我们寻找线索的方向,也决定了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历史材料。举个例子,在我对康熙的研究进行到第六、第七个年头时,我忽然萌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并且为此着迷。我在想,康熙的反面是什么呢?关于康熙,我们有非常多的史料记载,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颠倒过来,那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或许小说的创作更多地运用这种技法,但我坚信,如果从康熙的反面去研究康熙所在的时代,我们可能会对过去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角,并且建立起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就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1970年代我阅读的史料帮助我完成了《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本书。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18世纪后期的中国妇女,她最终死于自己的丈夫之手。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事实,是因为清朝早期的死亡登记制度,这项制度尤其详细地记录了由暴力导致的死亡。这项研究让我意识到一些和性别相关的问题:康熙所从事的,是一个男性帝王所应尽的责任;而王氏身上的悲剧,则体现出一个女性身上的义务。王氏在社群生活中的无助,恰好和康熙的帝王生活形成了对比。在王氏的身上,我找到了康熙反面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穷困的中国农村女性。这个妇人死于一个地震之后的冬天,在山东南部一个叫做郯城的地方。写作这本书花去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但我非常开心,在一些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塑造出一个康熙的反面的形象,并且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康熙。康熙之后,雍正即位。雍正常常被历史学家们一笔带过,看上去他所统治的时期不但短暂,而且充满各种波折。在史学家的眼中,雍正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似乎经常滥用权力,而且对自己的臣民怀有很重的疑心。我们甚至可以把雍正的这种疑心看作是“妄想症”,他无时无刻不在怀疑周围的一切人。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确实(起码表面上)表现出对于雍正的赏识。康熙和雍正在清朝早期的统治,也成功地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知识强国和军事强国。


    我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本质是什么。1600年以后,不少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定居。很多人认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回忆录和当时的一些记录中看到,这种观念并不属实。上述这些就是我在《改变中国》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18世纪,即康熙统治年间,有很多天主教的教士团体在中国生活,人们可以随处看见他们。因此,我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政府以及满族官员们在跟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接触期间,如何去调整一些政策,或是处理发生的一些问题。要知道,这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非常地聪明,比如说利玛窦,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中文。可以说,他是西方第一个能够用中文流利写作的人,他的著作在生前就已发表。在山西,他们当时聚集的地方,我们可以查找到许多相关的文献。


    另一方面,我想通过太平天国的史料,观察外国人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从有关太平天国的材料中,我们看出中国当时的组织结构、战争情况、社会组织,以及在此过程中外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因为洪秀全坚信,他就是上帝在中国的儿子,他一直以此身份行医。这个研究让我进入到中国的19世纪中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在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变化是一场全球性的改变,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变化之下,人们有所恐惧,有所希望,同时会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调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对中国的追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化的追寻,这种追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直到民国政府推翻清朝统治。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更为长久的,更为智慧的政府和机构,我把这一过程称作革命的全景和振兴。


    我所有的研究都不是出于偶然。这些年,我对中国的思考逐渐加深,我在历史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当我现在回看我之前的作品时,惊讶地发现这个书单上的主题都与中国有关。我并非有意为之,只因为这个过程中,有让我着迷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历史的资源,并且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获得更多的亮光和反思。我很敬佩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了明朝的灭亡以及清朝的入关的历史学家们。尽管他们没有刻意地记录这一历史事件,但是他们的观察,以及对某一些问题的关注形成了深刻的洞见。所以当我们再次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讲座的题目——我们为什么写历史,我们为什么思考历史时,我们会找到答案:历史会给我们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并且反思今天的生活。历史总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警醒我们关注一些细节,或是一些个人的悲剧。也许历史学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学科,因为我们总在研究过去的故事,研究的过程可能会非常艰难,而且我们会看到一些让人伤心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却在构成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身份,正是这样的东西鼓励着我们,以此形成更多的反思。此前在北京大学和学生的交流让我感觉到,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对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这也给了我不小的鼓励。


跨文化追寻


    接下来我们将改变一下谈论的主题。我想根据北大学生和我交流的情况,总结一下我之前所做的演讲中涉及的主题。


    我的第一个主题是“跨文化的追寻”。我对跨文化的问题很感兴趣——人们是如何跨文化交流的;跨文化的价值在哪里;文化的跨越与宗教冲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或是说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样一种跨文化是怎样的一个规模,历史在被阅读和重写的过程中又是怎么被重构的,等等。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都在关注一个叫沈福宗的人。他于1687年去过欧洲,到过英国和法国,并且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一些宗教对话,比如说他和当时的教皇、教廷人员都谈过话。沈福宗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会说拉丁文的中国人,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可以利用他的拉丁文,和英法两国通晓拉丁文的政府官员、宗教官员、文化官员展开交流。这让我不禁想到通用语言所具备的价值。凭借语言这种工具,沈福宗接触到了当时西方科学、工程学等一些前沿知识,并且在图书馆里接触到大量的数据和出版物。


    当时,耶稣会教士一直在探索如何能够把中国的经典翻译到欧洲,沈福宗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他和这些教士一起把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就已出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在欧洲期间,沈福宗和很多英法当地的学者进行过交流,这些学者正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启蒙主义者。此外,沈福宗还受到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的接见,他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欧洲生活期间,这个中国人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如何度过他的闲暇时光?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来记录他的业余生活,那就是棋类游戏,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游戏语言。从一些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沈福宗和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们一起下过国际象棋,他对这个游戏似乎非常着迷。


    沈福宗的故事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他在坐船返回中国的途中发了高烧,很快就离世而去。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沈福宗回到了中国,见到了康熙皇帝,向他介绍英法的历史和当时的科技,那么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再提及一个细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当西方人要去中国,或是有人问起他对中国最想了解什么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一般不是中国人的心理、想法、中国人怎么样、中国的文化这类问题,而是说他们要学多少汉字才能够去中国。然后,他们还会问起,如果他们不懂中国汉字要怎么办。所以说,从17世纪到现在,你都会经常发现一类广告,它们声称掌握一些秘诀,或是一套学习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在五周之内掌握汉字,熟练使用汉语云云。这些广告声称自己掌握了打开中国这把锁的钥匙,但是其实这些没有一个是管用的。学习汉语没有捷径可走。17、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学者,包括沈福宗给外国人的建议是,你们要掌握12000个汉字,在这其中还不包括诸如历史、科学、官府用语等专业术语。


英美与中国的贸易


    我研究的第二个主题与经济有关。17、18世纪(特别是1783年)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这一时期,英美两国非常热衷于中国市场的开发,它们很想到中国来做生意。不过,你们完全可以设想到,当时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态度。清政府很大地限制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尤其在外国人的居留问题上,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产生过相当多的矛盾。


    那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贸易等问题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一些中国人非常抗拒西方,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西方人生产的商品,同时,他们认为西方人把一些东西强加到了中国人头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争端,不过,外国人还是设法通过一些协议,在中国成功地开展了他们的贸易,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房子和学校。另外,外国人在妇女的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参与和介入。在贸易的问题上,历史上记录最多的就是关于鸦片的贸易。值得指出的是,鸦片贸易只是当时错综复杂的贸易问题中的一个环节。


在国家之下


    第三个主题,我想把它称为“国家之下”的中国世界。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搜索到明朝晚期或清朝早期有关国家政权的一些历史资料,包括当时的政府、秩序、经济体制等等。不过,当我们沿着官僚体制往下走,进入到日常人的生活时,我们就到了我所谓的“国家之下”的世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它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张力。随着我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我越发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这个主题将我引向雍正,因为在我看来,雍正是一个把握细节的大师,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非常广阔的领域。“国家之下”的中国世界涉及到很多的人物,在康熙统治时期,中国的总人数达到1亿4500万,所以这个群体的数目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发现,在雍正时期,他和官员讨论此类问题的书信达上百封之多,但是这些书信并未引起历史学家足够的关注。


    我们通过研究这些材料,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信息。在中国大陆,如果你到处旅行的话,你会了解道路的情况,水域的情况;商贩、旅行的人之间如何互相帮助;考试作弊的情况,宣扬道德的招贴画;还有女性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们到哪里找医生、看医生的问题;还有寺庙的功能,僧侣们如何行事等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主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结论


    我将总结一下我的问题。我之前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写历史,因为历史会让我更加深入地去探索过去。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是不可以去探索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历史的维度上加以衡量。我们会收集到很多的数据,也许有些数据不能让你推理出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它们总能将我们与过去相连。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源,但是任何新的资源都能从过去找到一些踪迹。


    历史从不会给予我们保证,尤其是对未来的保证。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有一种警醒感,让我们意识到现在的脆弱。我想说,如果你非常想做历史的话,那么你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警觉。因为无论这些资料看上去多么得可靠、有趣,它也有可能是编造的、虚假的谎话。


    另外一个方面,上述这些讨论告诉我们,讲故事这种形式如何切入我们的生活,如何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历史总是让我们去反省,也让我们去看到未来。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治理,看到家庭、孩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不同的生活,解答我们的好奇心。总的来说,我想说的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警醒。特别是在一些边缘的地带,永远保持好奇心。另外,不断地去反思,重新思考你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当下的全球文化传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