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何以成大学——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三
发布时间:2014-7-19 浏览次数:1513

 

题目:青山何以成大学——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三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三月上,第69~73页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怎么才能学会打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将帅,多数都戏称自己是在“青山大学”学习的。什么是“青山大学”?我们觉得应该是敌我兵力悬殊的山乡和农村。不错,打仗没有什么一定之法,能打赢就是好方法。当然,这需要对形势的准确判断,需要直面失败的勇气,更需要不断总结的智慧。

正面对抗屡遭败绩

  1927年到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烽火遍地英勇悲壮,但几乎都是失败的记录。起义连连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主观原因则在于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中那种攻城略地的正规战打法,面对掌握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只知道硬打硬拼。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只有1.3万人,他们在江西会昌遭遇了由广东前来拦截的敌3个师约1.6万人,拦截部队是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及一些桂军,兵员和弹药充足。面对强敌,起义军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的教范正面硬打(尤其是叶挺部队在北伐时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战术著称),虽然击溃了敌人,但也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员,部队进入广东时只剩下1.1万人。进入广东后他们首先占领了三河坝,在当地留下第25师周士第部约3000人由朱德指挥防守,主力8000多人顺韩江直下,于9月23日进驻潮州,次日进驻汕头。此时,国民党已向前线调集了6个师3万多人,装备也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双方摆开“堂堂之阵”。由于会昌作战的消耗,起义部队每支枪只剩下三四十发子弹,打硬仗明显不利于己,前线指挥叶挺提出:“形势实至万分险恶,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枪支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但其他负责同志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叶挺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贺龙率主力6000余人首先向敌出击。虽然部队靠着英勇,一度打退多于自己两倍的敌人,但子弹却消耗殆尽,只能后撤。这一次硬仗,让昔日的“铁军”耗尽了力量,连撤退都无法很好地组织,以致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若不是危急关头朱德、陈毅及时带走800余人的剩余力量,部队无疑会全部覆没。
  再看广州起义。当时起义部队采取的战术是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面对3个师敌军的反扑,最终阵地被突破,只有教导团突围。但从广州退出来的教导团余部,同样不懂正规战之外的打法,仍是硬打硬拼,继续攻县城和地主的炮楼,结果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就只剩几百人退到山里打游击。又因为他们多不是本地人,不会讲粤语,同当地老百姓很难沟通,随后只好乘船离开。秋收起义开始同样也是硬打硬拼。他们向湖南东部的平江、浏阳、醴陵县城发起全面攻击时,虽然乘敌措手不及都得到胜利,但湖南军阀组织了2个师实施反击后,起义部队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霄山中段,才把剩下的队伍带到井冈山。
  面对全国范围的起义一再失败,当时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拟制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而擅长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缭绕的井冈山上,专心致志地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

毛泽东的不二过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大败仗”,应该是指1928年5月湘南起义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的“八月失败”。
  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拥来十分不满,曾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写到:“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随即军委决定,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础又不好,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后来,红四军第7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这是不对的。”吸取了湘南农军返乡失败的教训,同年8月毛泽东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回忆,陈毅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同他谈到这两次返回湘南的教训,曾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通过10年内战,毛泽东驾驭指挥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但是,毛泽东本人却从不回避这期间他指挥过的败仗。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他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4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得不理想,并不是多么大的失利。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19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南雄战斗,是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溃广东军阀陈济棠的20个团,但因兵力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茅台之战,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中央红军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也把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口圩这两仗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正是这种认真对待过错,力求不二过的态度,让毛泽东打一仗进一步,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

英雄所见略同

  不二过不仅让毛泽东打一仗进一步,更让他和他的同志们总结出许多经典的作战原则,如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有的历史作品或历史当事人,认为是朱德最早提出了“十六字诀”的内容,也有人说在当时万安县委书记的报告中最早发现了这些文字。其实,在毛泽东、朱德等人天天一同战斗,遇事共同商讨的情况下,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应该说这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六字诀”文字虽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总体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利用民众和地形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作战,达到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目的。1929年4月5日,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主要负责人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曾汇报过这一经验,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后,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向全国红军予以推广。中共中央将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报告转发给贺龙、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时,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随后,鄂豫皖、湘鄂西、鄂西南、赣东北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提出了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争原则。
  湘鄂西的洪湖根据地面对敌人大举“清剿”,早在1928年6月就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20日,在位于大别山区的鄂豫边党委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结红十一军2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由徐向前等人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提出了7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首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然后采取突袭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湘鄂赣根据地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在游击战争中也提出,作战要“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彼合我散,彼散我合,虚张声势,避实击虚,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等。赣东北根据地的方志敏领导红军反“进剿”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去就跑。”
  纵观各根据地红军的游击战术,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红军运用了这种独特的战略战术后,果然使数量、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无可奈何。当时,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兴奋地说:“……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战争实践检验领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战争时期,战绩就是检验指挥员水平的最基本标准。毛泽东能在党内受到拥戴,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作战指挥比别人高明。
  1930年秋天,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胜利后,便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视为头号敌人,开始对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发起“围剿”。得知国民党要“围剿”的消息,有些人主张外出迎敌,毛泽东却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先向根据地内部撤退,待敌军深入后再寻找其弱点予以歼灭,果然首战歼灭敌军一个师9000人,俘虏了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随后在追击中又歼敌半个师5000人,其余敌军狼狈撤退。
  折了一个多师,蒋介石恼羞成怒,随即调集20万大军(仍全是杂牌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经战斗减员只剩3万多人,能否战胜6倍于己的敌人成了疑问。此时,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奉命来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工作。他当时不懂军事,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重兵“围剿”,只能机械地引用斯大林的话:“如果能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他认为红军应远走四川,放弃中央根据地。
  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导人也看到中国革命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但去四川只是他们从主观想象出发提的建议。1928年6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甚至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你们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都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这种古代流寇做法和去四川一样,都是想当然,在具体实际面前显得很可笑。但当时斯大林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项英引用他的话毛泽东就不好驳斥,两个人争论了1个月也没有定论,国民党大军已全面展开进攻,毛泽东见不能再争辩下去,便下令在当地利用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作战。红军采用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力针,连打了5次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作战胜利,也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7月自任总司令,以嫡系部队打头阵,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六战五捷,击毙、击伤、俘虏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此后,红一方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这个全国最高革命政权的主席。不过,从1931年秋毛泽东便不再主管军队。

让“图上作业家”走开

  博古(秦邦宪)年仅24岁便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他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实际经验,便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个懂军事的人来辅助他。1933年,临时中央秘密搬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不久便请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到瑞金担任顾问。李德在中国是搞情报工作的,过去也没有指挥军队的经历,只能生硬地引用外国军事家的教条,被许多干部批评为“图上作业家”。1933年夏天,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李德否定了红军过去的战略战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采取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硬打硬拼一年不但无法打破敌人的围攻,根据地还越打越小。1934年9月,中央苏区原来的21个县只剩下7个县,横直不过百余里。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形容说,“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这时,蒋介石又制订了“铁桶计划”,决定在苏区剩余地区四面筑好碉堡,然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
  危急关头,临时中央通过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使其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8.6万人突围西征。长征开始时,李德仍然是依靠地图指挥。11月下旬,中央军委下令抢渡湘江,红军损失3万余人,加之此前突围时已经损失了2万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进入贵州。这让部队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周恩来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此后,1935年1月至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稼祥的协助下,指挥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疲惫。当时,滇军说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课,这些讲稿后来整理出来,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红军3个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大都轮流去听毛泽东等人授课。他们身经百战,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在红军大学集中精力地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再同亲身经历的实际相对照、相结合后,很快就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明白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怎么打仗。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在“青山大学”里完全学会了怎么打仗。所以,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