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党眼里的“杂牌”军——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四
发布时间:2014-7-25 浏览次数:1515

 

题目: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党眼里的“杂牌”军——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四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四月上,第75~79页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一些对抗日战争的宣传出现过一种片面的倾向,只讲全国一致抗击外敌入侵,淡化甚至避而不谈国内仍存在的激烈阶级对抗和局部内战,以及抗战中国共两党的摩擦及其必然性。其实,抗战时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且还要打碎国内的旧制度。而国民党方面,是要假日本人之手消灭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当年就是公开的秘密

  中共在抗战中进行的是两个革命,即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取消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也要发展中国革命力量,在抗战胜利后结束国内反动腐朽政权的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了解这两方面的内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史。
  当日本的入侵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时,国民党内恨蒋介石不抗日的不独张学良和杨虎城。1933年,蒋介石的换帖“大哥”冯玉祥在察哈尔秘密联合共产党组建抗日同盟军;1934年,广东头号实力派李济深及其下属蔡廷锴等人发起要求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出现了广东、广西军阀联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两广事变”。若是历史阴差阳错地没有发生“西安事变”,肯定还会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有别的主角以别的形式演出同样内容的政治剧目。此非天数,形势使然也。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面对国内出现的团结抗战的可能,能否抓住这个机会,成为正在长征的中共扭转危局的关键。一贯极“左”的王明,这时干了一件好事。1935年8月1日,当时真正的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与外界电信联络中断,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代表中共和中国红军发出号召,要求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作出决议,实行政策上的一大转变,由武装反对国民党所代表的国内统治阶级,转变为争取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不仅与南京政府联络,同时还与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多方联系。这些割据者毕竟还有民族之心,加上红军已不威胁其利益,停止内战又可使蒋介石不致吞并他们,于是大都赞同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
  蒋介石从联合苏联并以和平方式融化中共的目的出发,施展两面派手法,在继续“进剿”红军的同时,于1935年末通过驻苏联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开始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不过,当时密谈提出的条件不是“合作抗日”而是让红军放下武器接受“收编”。
  蒋介石的战略打算,是想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赶快上前线,通过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中共的战略打算,则是一面抗战一面发展力量,既打破日本的亡华企图又积蓄力量准备建立新中国。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的心思在当年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国内明眼人皆知,关键就在于谁能斗过谁。

“不戴青天白日徽”

  中共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宣布实现了国共合作,此后在史书上也一直这么说。可查阅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讲话,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只是居高临下地“允许共党输诚”。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段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它也只好承认事实……”由于国共实力悬殊,最终中共在形式上所做的让步就只能更大一些,即在国民党保证发饷并不加吞并的前提下,红军名义上编入“国军”。这也就是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所说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干部战士最感痛苦的是摘下代表“五大洲”即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过去长年作为瞄准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军帽。许多人在举行仪式并换帽子这一天都放声大哭,有些人索性说:“我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戴青天白日徽帽子。”作为一种暂时的忍让,八路军、新四军的首长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全军干部战士戴上国民党军帽。但后来八路军官兵平时仍不缀青天白日徽,不佩国民党授予的军衔章,除非是在“统战场合”即与国民党军会面时才佩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徽更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官兵的激愤中被砸碎,此后多年,共产党军队都是一支头上没有军徽的队伍。
  共产党军队不戴青天白日徽,那些甘心戴了的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粤军又怎么样了呢?这些“杂牌”武装都被以“抗日”之名推到最前线,大都又在中央嫡系的监视下担任最危险的任务,受到损失后,也极少得到补充,一些损失重大的部队便被中央军借整编之名兼并掉。抗战后期,中央军番号数比抗战开始时增加了1倍多,达到140个师,且各师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胜于“杂牌”军。多数“杂牌”军的内部也被中央军派出的军官(如副职、参谋长大都由中央军委派)控制,并受到军统特务渗透,已经不得不事事服从蒋介石了。即使如此,据《李宗仁回忆录》称,临近胜利时蒋介石仍不满意,他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索要来全国军队的番号名册,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非黄埔中央系的军队还有近140个师,便大为不悦地说:“打了8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番号?”这显然是埋怨对“杂牌”军太宽容姑息了。蒋介石对“国军”内部的“杂牌”尚且如此,对共产党军队的消灭之心更是可想而知。

蒋介石为何让步

  但抗战打了8年后,共产党的军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却连同根据地一起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壮大。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分配作战任务,把“杂牌”军摆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他想划分一段华北的正面战线,让中共军队承担阵地防御。毛泽东则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中共只能在战略方向上接受国民党的要求,不能接受具体的战役指挥和正面战场的一段战线。说得通俗点,就是共产党到日军后方打游击,这本身就是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至于怎么配合,具体怎么打,要由自己决定,不能听国民党指挥。
  蒋介石对此要求在原则上予以同意。另外,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也有了很大让步:此前,他不同意设立统一指挥机构,这时却同意成立一支番号为第八路军的部队,由中共方面独立指挥。原先国民党要求向中共指挥的各个师派副职、参谋长和政训人员,想用政治渗透破坏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此,毛泽东曾指示:“不许入营门一步!”),此时,蒋介石答应对八路军不再派指挥和政训人员,只在军部和各师设联络参谋。总之,蒋介石急于把共产党和红军调上前线,因为只要到了前线,再多的麻烦事,也可以由日本人来解决。
  1937年8月18日,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这短短10个字,却体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由使用兵力,不接受国民党军的战役指挥;二是依傍山地打游击,不打消耗多、缴获少的硬仗。从抗日战争的实践来看,这两条原则的确立确实是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9月23日,国民政府统一调整全国战区和作战部队番号,八路军按照抗日作战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但是,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对外仍称八路军,只是对国民党当局上报文件时用第18集团军番号。中共不改称呼是出于政治考虑。因为“集团军”是战争中的临时作战序列,可以随时更改,国民党政权日后能够据此取消共产党军队的公开名目。某军、某路军则是比较固定的编制,不易取消。当时“八路军”一词已经在华北叫响,好记好称,从群众影响着想也不便随意改动。所以“八路军”这个番号尽管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表上只存在了1个月,却在以后一直叫了多年,威名震天下,影响远及国统区、日本统治区和世界各国。严格来讲,此称呼已经由序数词异化为名词,变成中国革命军队的代称。

八路军的本钱少

  1936年夏,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斯诺时,就曾对中国战争爆发后的前景做过一番预测,斯诺对此回忆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力量荡尽以后,红军的力量就迅速壮大起来了。”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预想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后就向日军后方的“政治真空”地带发展。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平型关方向时,经华北军分会负责政治决策的任弼时果断决定,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此为当时按国民党军编制的对外称呼,实际上聂荣臻为政委)指挥下伏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和补给部队,赢得了著名的平型关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不过,平型关战斗规模不大,在战略全局上尚不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一仗也让八路军损失了800多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经过长征考验保存下来的老骨干。如果用他们当干部去发动群众壮大队伍,那么以后取得的战果就会远远超过平型关大捷。
  9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5次致电前方指挥员,提醒他们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他对游击战的强调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在毛泽东发给前线的电报中80%与游击战有关。开始,一些指挥员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不理解,但是同日军交手一段时间后,深感到只有进行游击战才能消灭敌人、保存发展自己,才能坚持持久抗战。因为当时八路军总共不过4万人,若孤注一掷地同日军拼下去,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
  打大仗、打硬仗就要拼火力、拼武器。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是使用的依然是原先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缴获的破旧武器,国民党政府只发给一点微薄的军饷,却不肯发武器弹药。抗战前两年,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武器只有20挺苏制轻机枪,子弹更是平均每人每年只能领到几发,1939年以后还完全断绝了供应。一些官员还故意说:“共产党过去讲武器都靠战场缴获,那就找日本人缴好了!”
  但日军的武器装备岂是那么好拿的。当年武器装备紧张,指挥员都明白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消耗1000发子弹,缴获只有500发,即使打赢了也要算败仗。八路军与世界强国之一的日本的精锐部队正面对抗,缴获非常困难,所以只能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抓住有利战机消灭一些敌人,缴获一些枪支子弹马上就撤。因此,根据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示,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仍一面以部分兵力用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一面分兵发动群众,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的限制多

  华北和上海方面抗日的战火燃起之后,日军打到国民党首都南京附近,蒋介石急于让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到日本人后方,达到既袭扰外敌又消耗异己的“一箭双雕”目标。中共原先想按照八路军的先例,编成一个军统一指挥和使用。但蒋介石只同意分别编成一些保安团派到前线,指挥员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还要向军中派副职监督。由于南方游击队的特殊情况(即力量远比北方红军弱小),国共双方后来为达成协议都做了让步。国民党同意编一个军,不向军内派副职,中共则同意全部人员集中撤走,军部由南昌开赴皖南,组织当地的敌后游击战。
  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时,由于3年多在山林中分散游击,人员差不多都没有军装,武器也十分破烂,轻机枪都没有几挺。国民党方面开始声称“新四军任务是打游击,不需要军衣”,迟迟不发给服装,最后虽发了军装和低额的军饷,却未补充武器,只象征性地给了极少量的子弹。新四军军部组成后,部队集中和开拔都很慢,直至1938年1月才东进到达皖南。出现这一状态,一个原因是下山的游击队整编集中确实费时间,另一个原因是副军长项英希望得到一些武器、经费补充,交涉时耽误了不少时间。按说,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败,武器弹药丢得到处都是,如果那时抓住良机进入这一带,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可当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场时,蒋介石汲取了在华北的教训,已经让康泽指挥别动队,并组织一些“忠义救国军”式的武装在各处抢先一步,搜集了大量失散武器并收编了民间诸如“胡传魁”式的土匪队伍。
  尽管华中新四军作战的条件比八路军困难复杂,不过出师后打游击战还是高奏凯歌。1938年6月,粟裕率部顺利破坏铁路,使(南)京沪交通中断数小时,廷迟了日军的开进。接着,粟裕又率部在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韦岗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击毙日军指挥官土井少佐以下20多人,击毁汽车4辆。自南京失陷以后,江南人民还没有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新四军首战告捷,不但让当地群众人心振奋,而且也扩大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曾兴奋地写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接着,新四军在苏南和长江北面的皖西都开创根据地,军部则进驻皖南。不过,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主力在皖南和苏南各划定了一块总面积不过百里的作战区域,这两块地域都面向回旋余地不大的日军占领区、背靠怀有敌意的国民党军,处境十分险恶。这也为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新四军建立后的事实证明,若对国民党当局存有幻想,越遵守它的规定和服从其限制,处境就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