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中的两个战场“评功”——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六
发布时间:2014-7-25 浏览次数:1565

 

题目:为抗战中的两个战场“评功”——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六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六月上,第78~82页
  仗好打,功难评。因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介入,抗战胜利的到来对于当年的中国人来说有点突然,但除了国际力量的作用,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努力和贡献又该怎么来客观看待?作者从胜利前夕的双方局势及行动讲起,对抗战胜利的意义进行了更具历史纵深的分析,对影响胜利结果的战场元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梳理,或许可以让您在多年来一直纠结的历史烟云中,有一个更客观而清晰的判断。

临近胜利的溃败

  1944年4月,日军投入了兵力约51万人发起“一号作战”,旨在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日军首先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40万军队一个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结寨自保的乡绅百姓怕败兵滋扰还沿途将其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此次中原之战,日军伤亡仅4000人,便将平汉线打通并造成河南大部沦陷。5月下旬,日军又向湖南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6月占领长沙,8月占领衡阳。国民党政府在惊慌中实施疏散,未能很好地组织,致使上百万难民到处奔逃,道路堵塞,前方和后方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11月,日军进占广西各重镇,随即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并以一部进入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国民政府一度准备迁都西昌。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不仅在兵力数量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武器装备通过美援也得到改善,此外还有美国航空兵的支援(给日军白天的地面行军和后勤运输造成许多困难),其所以仍然出现溃败,是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腐败的必然。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生活极其痛苦,尤其让广大人民痛恨的,是各地强征壮丁。本来,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应是国民的义务,可有钱人大都行贿不去当兵,保长们强迫无钱者去,又不给家属任何优待,阵亡者一般也没有抚恤,结果许多人纷纷逃避兵役,征兵几乎就成了用绳索捆壮丁的同义词。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的“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士兵“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战斗力可想而知。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的战车并得到外援,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成了以美元计的亿万富翁。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有0.8亿美元马上就被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的私人账号上。通过“驼峰航线”艰难空运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被投入黑市,甚至连中日两军前线都成为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在报告中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罗斯福总统得到报告后,估计中国战场有崩溃的可能,便急忙将苏联拉入对日战争,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同苏联做了交易,对中华民族的利益造成了长远的严重损害。

把国民党丢的地方捡回来

  日军为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被迫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大批兵力,许多地区的防务由伪军负责。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各解放区发起攻势,扩大根据地,消灭孤立的据点。被日军称为“游击反攻”的局部反攻在敌后战场展开,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弃了大片领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并将日军在1944年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目标。当时有人称:国民党把什么地方丢给日本,共产党就会马上派军队进到那里建立解放区。在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拔据点、夺取边远的城镇以压缩敌占区的攻势。在夺取了大片农村和不少县城后,日军和伪军基本上都被挤压到主要交通线上。
  1944年11月,八路军第359旅主力告别了进行3年大生产的南泥湾,并偕同延安干部大队开始了远征湖南、广东的新“万里长征”,以便将来内战爆发后在全国战略格局上“造成南方一翼”。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王树声等部进入河南,在国民党军丢弃的豫西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同鄂豫边地区的李先念所率的新四军第5师(名义属于新四军,其实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相呼应。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新的鄂豫皖中央局,恢复过去横跨三省的鄂豫皖根据地。
  为发展湖南、湖北交界地带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当年在洪湖战斗过的红二军团师长贺炳炎率领的八路军第120师部分干部和精干部队返回湘鄂边地区,建立江汉军区,准备在当年洪湖苏区的那片平原上重建根据地。
  莫文骅等原广西红七军干部也接到中央指示,要他们准备率队重返广西,利用日军刚刚占领该地的混乱局面建立根据地。
  粟裕所率的新四军第1师和原第6师之一部,也在1945年初渡过长江进入苏南,直插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日伪顽(编注:伪军投降并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军队;顽军,顽固执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军队)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随后又向浙东、皖南发展。
  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1945年4月扩大至91万人。根据中共中央当时的反攻部署,待盟国对日本的大反攻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将“以我为主”配合盟军夺取中国东部。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时,对这一目标的规划是:先夺取半个中国,再夺取整个中国!

两种备战

  抗日战争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还都在日军的占领之下。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解放区战场,还都处于相持阶段。
  国民党军在1945年夏天前已经接受了39个美国步兵师的装备并完成训练,空军也由美国帮助扩建,对拥有24个师团兵力105万人的日本支那派遣军已占有武器方面的很大优势。不过,国民党当局正等待美军对日军反攻,则自己可坐享胜利成果,所以并没有对日军发起战役攻势。对此,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在解放区战场上,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积极展开局部反攻。日本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于1945年6月8日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就承认:“敌方对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日本方面所称的这种“游击反攻”,当时从长城内外一直发展到长江南北、广东沿海。通过局部反攻,日军占领区大大缩小,解放区得以进一步扩大。不过,当时八路军、新四军还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其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太落后。特别是缺乏火炮,单靠炸药包、手榴弹及一些土办法还难以攻破敌人坚固的堡垒据点,也不能夺取大城市。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就曾设想过:“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但苏联、美国都不向解放区提供武器装备,这个设想的战略反攻并未形成,不过,反法西斯盟国的共同努力让日本突然投降了。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命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和美军投降。在华日军只是片面地向国民党当局投降(不含向苏联投降的关东军),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这换得了蒋介石的回报,冈村宁次等罪恶累累的战犯随后便被免除了审判,并受到优待。放下武器的100余万在华日军不被称为战俘,而称“徒手官兵”得到优待遣返,日本的侵华罪行也就没有得到清算,从而留下了长久的历史后遗症。

抗战成果再“计算”

  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从战果看,以国民党军拥有的物质条件衡量也是令人遗憾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死亡2000万人左右,加上负伤人数,伤亡总计约3500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中统计的伤亡总数为320万人,其实这一数字很不完整,因为失散、失踪的大批部队和人员并未列入统计。同期内,日军在关内战场上伤亡总数为133万人(其中死亡40万人),另外其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伤亡也在4万人以上。
  在日军这些损失中,国民党军的战绩有多少呢?国民党的对外宣传数字是毙伤日军共276万人,这明显夸大过甚。蒋纬国主持编撰的《抗日御侮》一书中,经考证的数字是毙伤日军共87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说还比较贴近实际。那么,除国民党军的战果外,在华日军(不含苏军对付的关东军)还有50万人的伤亡是谁造成的?除了极少数自发的民间武装抗击,基本上都应算作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共便汇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游击队的战绩,宣布共毙伤日军52万人,对照其他各方的数字,应该说这一宣布的战果与实际应相差不多(战时的统计往往会有些误差)。
  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外,更重要的是看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的侵华日军外,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语句,表达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对促使东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通过战争也提升了国际地位,并避免了亡国危机。当然,由于国民党当局继续充当美国的附庸,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并未彻底改变,还需要人民继续进行解放战争。
  而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抗日战争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经过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让历史不再纠结

  抗日战争是多年来沉积于中国人心头的一个历史纠结。近些年,由于一些宣传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情绪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乘机煽惑,以至于许多中青年人对不少基本概念都出现了认识误区。
  首先,中国人在近代为什么招致列强特别是近邻日本那么频繁的侵略,而且输得那么惨?单纯陷入控诉的悲情意识,或是从狭隘的小农式、义和团式的排外心理出发,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蕞尔小国、东洋三岛能入侵并占领半个中国,一在于它的疯狂性,二在于中国落后腐败。中国想打败侵略者并实现自强,必须达到一个似乎二律相背的目标——既要驱逐外国侵略军出国土,又要引进外国(包括日本)先进事物于域中。当年,中国人就是一面打日本,一面学日本。近代中国陆军的众多战术动作都以日本的《步兵操典》为范本,中国轻兵器特别是掷弹筒之类也仿照日军装备,近代汉语引进的外来语也大多来自日语。善于向敌人学习,尤其是向强敌学习,恰恰体现心胸的宽阔和进步的希望。
  其次,抗战就是单纯地打日本吗?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会回答:非也。当年中国的反动腐朽势力如清逊帝溥仪、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率领手下投降了日本,伪满、汪伪军自然成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打击的对象。国民党当局的坚持抵抗,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不过,这一政权仍十分腐朽无能,在临近抗战胜利时还出现全面大溃败。因此,中国革命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力量方面,一方面逐步担当抗战的主力,一方面准备在战后同反革命力量决战以建立新中国。
  再次,抗战是国民党打正规战管用,还是共产党坚持的游击战有效?国民党在全面抗战中打了22次较大规模的会战,但是看看这22次正规的会战,到底有几个胜仗?直至1945年春天,日军还能击溃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只有在滇缅战区处于绝对劣势且有美、英、中三军协同而例外。在解放区战场,“土八路”却把日军搞得焦头烂额无法应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以及群众抗战,虽仅有简陋的武器又得不到外援,却同日军打了12万次小仗,毙伤日军约52万人,平均一仗不过歼日敌5人,却能积小胜为大胜。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丢失的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建立起19块根据地,解放了1亿人口,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关系。抗战初期毛泽东写《论持久战》,谈到中日关系时便形容说:“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中国正是通过抗战打消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改变了它自傲的优越感,建立起平等的“猫猫”关系,才有了战后邦交的恢复和友好交往。有实力才能关系正常化,这也是回顾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史的一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