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是怎么没有面子的——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七
发布时间:2014-7-31 浏览次数:1496

 

题目:“蒋公”是怎么没有面子的——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七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七月上,第62~66页
  近年来,对蒋介石的评价有了很多变化,差不多是“人人心中一个蒋介石”了。对待历史人物本应如此,那就是以自己掌握的资料客观给予评价。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人正在神化蒋介石以及其政府和军队,以至于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都纳闷:在台湾已经没有人称他曾祖父为蒋公了,但是大陆却有很多人言必称蒋公。两年前,有部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面对蒋介石时的复杂心情。本文则从解放战争的角度,分析蒋介石是怎么彻底失去民心和政权,没有面子的。

美、蒋、日伪“结成一体”

  日本投降是片面地只向美蒋投降。按一般人的想象,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鬼子应该分别缴械投降,然而事实上,日军的投降却出现了战史上极为反常的现象——身份上已经算是“战俘”的日本军队仍然手持武器,继续与中国的解放区军队作战,并奉命“维持秩序”即镇压各地的中国人民。华北的日军虽然在10月份就举行了投降仪式,但各部队仍继续保留武装,坚守到美国和国民党军被空运、海运过来,然后才在1946年2月即抗战胜利半年后被解除武装遣返回国。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争史上的奇怪局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境内敌对关系发生了迅速转变。过去敌对的美、蒋和日伪,如同侵华日军冈村宁次希望的那样,在反共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敌人转为苏联,对华政策变成扶蒋融共,杜鲁门总统决定留用侵华日军,“利用敌人当守备队”,防止中国关内的日占区被中共接收。国民党当局则将主要敌人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华日军马上由敌人变为可以利用的盟友,由投降“国军”变成的伪军也重被收编为己所用。
  当时,沦陷区内有110万建制完整的日本占领军,以及90万伪军,而国民党军的主力还在远离抗战前线的大西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宣布遵照美国和蒋介石的命令,继续抵抗中共武装(这后来得到了蒋介石宣布的“以德报怨”的优待,即不予追究战争罪行并优待遣返)。伪军方面,蒋介石为周佛海等南京伪政权头目及江精卫伪政权的6个方面军司令官加封了官职,令他们坚守上海、南京和华北各城市,不能向新四军缴械,等候中央军接收。“伪军”这一词也不再使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称他们为“自新军”,把他们当作“国军”的一部分。
  但日军官兵普遍盼望快些回国,伪军战斗力又很差,所以不能指望他们长期坚守。于是,美国要尽快把国民党军运到东部战略要点,将在太平洋上的空中运输机调到中国执行空运以抢夺胜利果实。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大地上空马达轰鸣,机声隆隆,数百架C-46和C-47型运输机频繁地起降于各机场,出现了整个二战中都从未见过的一幅大规模空运场面。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9月25日宣布:仅8月和9月,14万“国军”就被美国空军用飞机运到日本占领区。他还颇为自豪地说:“世界空运史上,这一数字创造了最高纪录。”为掩护国民党军抢夺胜利果实,美国还直接派出6万海军陆战队从天津、上海登陆进驻北平,并占据青岛等地作为自己的长久军事基地。

毛泽东决心以战促和

  1945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曾指示八路军夺取敌后各大城市,要求攻下北平、天津等城市,同时希望新四军伺机夺取南京、上海。不过,八路军、新四军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没有大炮一类重武器,进攻日伪军固守的大城市未能奏效。例如,八路军一部曾攻入天津西车站,日军一面以密集火炮拦截一面反扑,缺乏重武器的攻城部队只好撤出。看到无法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决心改变方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今后一个时期应夺取中小城市。”华北方面的八路军进攻北平、天津、太原未获成功后,把进攻矛头指向中小城市,截至9月2日共收复了100多个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包括烟台、威海卫、龙口、益都、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威震华北。
  毛泽东曾把抗战胜利果实比喻成“桃子”,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这些“大桃子”,敌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就是“中小桃子”。国共两党在“抢桃子”时,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3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和平,国际上也希望中国和平,谁高举和平的旗帜,谁就易于争取人心。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能应邀而来,他便可攻击中共方面不想要和平。但毛泽东也同样清楚这一点,他同意亲赴重庆谈判。
  谈判格外艰难。毛泽东到重庆前原准备住10天左右,却因谈判不顺利留渝43天,与蒋介石的会谈即达11次之多。据2007年以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布的蒋介石后人送到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记载,9月下旬谈判陷入僵局后,蒋介石离开重庆到西昌休息一周,其间曾考虑扣押毛泽东“审治”。
  毛泽东离开延安赴重庆前,曾嘱咐说解放区的胜利越大,我就越安全。重庆谈判期间,解放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消灭了阎锡山的3万多人,并打退了傅作义向张家口的进攻。不过,当时国民党因总体力量占有优势,又有美国支持,所以没有实质性让步。结果,国共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的表示和平愿望的《会谈纪要》,只是各自阐明立场,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蒋介石前来一晤,虚假的寒暄后又表示“政府方面不能再有迁就”。
  毛泽东回延安后,认为必须再痛打蒋介石,为此向各大战略区指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6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以战促和,就此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新的战略方针。

丢掉一切和平幻想

  由于美苏两国的调停,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下发了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的《二一指示》。这个指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和平会很快实现。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提出和平希望的同时,还做了两手准备,那就是可以复员部分军队,却不能交出一枪一弹,并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准备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战略区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电报。根据中央的精神,全军总数由137万人减少到120万人。但蒋介石在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毫不让步,说东北不存在停战问题只有“接收”问题,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中共东北局接中央指示部署保卫四平,并提出这是“和平前最后一仗”。但国民党并非只在东北用兵,在关内也发动了不少蚕食进攻,尤其是加紧包围压缩中原解放区,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这一形势让毛泽东感觉到,“和平民主新阶段”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实现了,5月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强调“内战不可避免”。
  5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和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在国民党军的逼迫下频頻“告危”。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说明“我将在各地采取报复手段”。6月上旬,关内解放区在山东、山西对国民党军实施了有限反击,牵制其不能增援东北。国民党因在东北兵力不足,战线拉长,为获得休整,被迫同意从6月7日起停战15天,接着又在东北继续休战3个多月。东北基本停战的状态,对中共东北局的工作极为宝贵。7月7日,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下发。决议强调指出:“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丢掉一切和平幻想后,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大精简,抽出三分之二的干部共1.7万人,再加上几万部队,在东北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加上根据地剿匪的胜利又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众多农民参加了农会、妇女会,参加了对地主的清算斗争。翻身农民非常清楚,如果国民党打来,逃亡地主组织的“还乡团”便会回来,土改所得到的一切都将丧失,所以广大农村马上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热潮。拥有了雄厚兵源和巩固后方的东北民主联军,很快便在北满、南满发动了大反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向炮口要饭吃”

  日本刚投降之际,许多人对蒋介石还抱有一定的希望。但“党国”要员们在接收时表现出的“五子登科”(即争抢房子、车子、条子、票子、婊子)作风,加上媚外和内战的政策,让他们很快丧失了一切群众。国民党当局想动员老百姓支持所谓“戡乱”,得到的只是“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
  青年学生自1946年秋发起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抗议运动后,1947年5月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发起了新一轮游行抗议。各大城市学生不仅有组织地上街示威,还联合工人、市民,将罢课、罢工和反征兵、征粮相结合,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里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走上街头,令许多人瞩目的是,参加“反饥饿”游行的人群中有不少家境好的学生。有钱的企业家肚子根本不饿,却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反动极为愤怒,也参加到街头斗争中,这也形成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奇观。
  尤其令国人不能忍受的是,为换取美国对内战的援助,194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国共产党和国内许多工商界人士都认为这是空前的卖国条约。这条约从表面文字看貌似平等:“缔约双方”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到对方领土上经商、投资、销售货物,舰船可以随意进入“对方”港口,飞机可以在“对方”领空飞行。可在这个表面的平等下,掩饰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度贫弱的中国有什么舰船能够到美国各港口任意停泊?中国哪能有飞机到美国领空任意飞翔?
  当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后,中共中央便提出要把运动和老百姓关心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周恩来强调说:“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多数民众在内战后经济生活极为困难,中共地下组织便联系大众关心的现实,针对人们不愿当壮丁做炮灰、饥饿蔓延和特务横行的情况,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这些大众都能接受的口号作为旗帜。城市学生运动开展起来后,接着发展为市民运动,形成抗税斗争,接着又发展到农村形成反征兵、反征粮运动。国民党统治区虽有几亿人口,征几百万兵都十分困难,亲蒋的人物对此都哀叹:“征者一人而逃者十人,怨者百人,天下壮丁尽矣!”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前线和自己的后方受到两面夹攻,陷入全民的包围中。这一“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当局刚刚驱赶了中共谈判代表,就感到大势不妙而又想和谈,他们于1947年秋天找苏联大使馆,请苏联人出面调停。不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已定,就是不能允许国民党当局再以议和实行缓兵之计。

“运输大队长”

  1948年春天毛泽东准备访问苏联时,一些青年同志说,这次去苏联,应该向斯大林要一些坦克、大炮,以便快点解放全中国。一向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毛泽东的回答是——至于坦克、大炮,还是向蒋介石要,他送来的美国武器更好。
  蒋介石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就在于武器装备水平比解放军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是,美国供给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后来一批批被完整缴获,解放军指战员都说蒋介石是最好的“运输大队长”。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总兵力达430万人,并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全部装备和美国援助的新式装备,全部正规陆军中有22个整编师(军)是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还组编了配备有坦克、汽车、装甲车、汽车牵引火炮等大量机械化装备的3个快速纵队。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中缴获的日伪军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
  但从1946年夏季算起,解放军第一年缴获各类炮6166门,第二年缴获8920门,第三年缴获2.9万余门。解放军不仅缴获了火炮,还俘虏和招降了大批美国训练出的国民党军炮兵。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抓壮丁而来,经过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转变了立场又被补充到解放军的炮兵中来,许多人还到原炮上服务。据战争后期统计,在技术性较强的炮兵中,“解放战士”即俘虏兵转化而来的成分,竟占到炮手人数的三分之二。这真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观!国民党军不仅通过战场向解放军送来了炮,还送来大批操作这些炮的炮手。
  对这一历史事实,大力援助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也不能不叹息。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也称,在华北见到解放军的美国商人都强烈反对再援蒋,因为他们看到,解放军使用的武器都是完好地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
  为什么国民党军如此多的武器被解放军缴获,成百万被俘的士兵又参加了解放军,除了战术高明和笨拙外,主要原因就是人心向背。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在日记中也写到:“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