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发布时间:2014-10-26 浏览次数:1614

 

题目: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作者:倪海宁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65~69页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披露乃至“再解读”,有些声音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质疑之处举其要者,有邓“待下苛酷、打人致死”,带船“事故率最高”,且“致远”沉没是因舰上鱼雷中弹引爆,而北洋海军接战前曾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可见“邓为人莽撞粗心”。又说“致远”速度不及“吉野”,邓“以慢撞快”乃蛮干之举,且在蒸汽铁甲战舰时代使用撞击战术是“不讲科学”……邓世昌是否“真英雄”?且看下文对他的为人及履历的全方位剖析。

忠正练达,顾全大局

  壮年老成
  观众会为《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激辩”方伯谦和面对李鸿章慷慨陈词而击节叫好,但这些情节均无史料所载,且真实的邓世昌是位在人情世故上通达得多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已18岁,在那批后来多成为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同学中,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年方11)。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进入船政学堂成为军人前,邓世昌已随父移居上海,是个商人,人情练达超过了所有同学,有记载即称邓青年时“性沉毅”。
  也许细微之处更见精神。1887年,邓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去的广东华工恳请搭救。邓非常同情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不惜冒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之险,当即携之回国。还是在这次归国途中,一名水手病故。若将此事上报当时“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的英国人琅威理,一贯按章办事的他必令沉尸于海。面对水手们的集体请求,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令木匠备棺殓尸,以等靠岸时安葬。这种体量人情的变通之举,既使死者入土为安,也使生者得到慰藉。
  “高配”的中军副将
  在北洋舰队中,邓世昌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是北洋主力舰舰长中唯一非闽籍的汉族军官。而北洋海军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其实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都始终被冠名为“闽系海军”)。邓世昌却能与闽系军官们和睦相处,使之对他较好地接纳(尽管也有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仅在同辈中能脱颖而出,且深得李鸿章信任,丁汝昌对他更是倚重。
  邓世昌的官职就是鲜明体现。且看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海军军官序列。居首的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位海军少将(两翼总兵),管带最强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位居其后的一等主力舰舰长,一般是海军上校(副将),即“经远”的林永升、“靖远”的叶祖圭、“来远”的邱宝仁、“济远”的方伯谦。所辖军舰较弱的舰长职衔就更低些,如一等主力“超勇”“扬威”无防护巡洋舰(清军称“快碰船”)舰长黄建勋、林履中是中校(参将),“平远”装甲巡洋舰舰长李和更仅仅是上尉(都司)。邓世昌则比一般主力舰长地位要高,准确职务应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地位仅次于两位总兵。应看到,邓的头衔属“高配”,他的“致远”属“防护巡洋舰”(仅锅炉舱、动力舱等关键部位加装甲防护,清军称“穹甲快船”),档次其实低于邱宝仁和林永升2位副将管带的“来远”“经远”2艘德制装甲巡洋舰(舷侧有装甲保护,清军称“铁甲快船”)。尽管上层重用邓世昌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图,但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与中枢更为接近,如无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署理此职是很难想象的
  为掩护旗舰而献身
  旗舰“定远”开战即被击中,信号中断,丁汝昌负伤,全军被打掉指挥部陷入混乱。战至当天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艏不幸又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舰乘机疯狂聚攻,“定远”万分危急。
  位于“定远”两侧的“镇远”和“致远”立即挺身救护。邓世昌于千钧一发之际,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令“致远”冲至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为旗舰遮挡弹雨、争取自救时间。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非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日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这种举动,中法马尾海战中“飞云”舰管带高腾云也曾做过)。“致远”重伤后,邓着眼全局,又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前出撞击,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定远”、“镇远”两主力舰重整旗鼓,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重创日旗舰“松岛”,最终逼退日军。邓世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勤奋务实,精于研习

  “穷求洋人奥秘”
  据史料记载,邓少时即“有干略”,在上海时曾从欧人学习算术,通英语,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留意经世之学”,立志投军以御强敌,并以优异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4年的学堂生活,对其钻研品格的养成又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该学堂是在洋务运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有官员即评论这批学生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此后,尽管因为籍贯广东,未能入选福建出资的海军留英计划,邓世昌却通过在国内任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他先是留福建船政水师任运船大副和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海军,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往北洋差遣,先任蚊炮舰管带,又两次赴英接收订造的巡洋舰,最终升任“致远”管带。尽管没有出洋留学,但难能可贵的是,邓世昌从不放过一切钻研学习海战技术的机会,每次出洋接舰都抓紧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情况,故成长为一位海军将才。
  敬业勤勉
  邓世昌是刻苦训练的典型。时人说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动合机宜”。他工作极端认真,兢兢业业。不可否认,邓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舰队各舰长中最高。例如,他任“镇南”炮舰管带时,军舰曾于风浪中搁浅,任“扬威”管带时,有一次因煤未带足造成军舰在海上漂流许久,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
  作为舰长邓世昌固难辞其咎,但对这类问题需作客观分析,不应以偏概全。新生的中国近代海军,驾驭的是代表当时尖端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基层官兵素质尚不高(北洋海军水兵少数从旧式水师调来,多数是从沿海渔民中征召入伍)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海军后事事争先,出海即常在大洋上作演习,且频繁执行各种任务(故上述事故均出在远海),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而因为他富有敢作敢当的精神,这些“失误”记录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及威望。
  宽严相济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黄海海战前,他正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涉嫌“鞭打士兵致死”。但是,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经远”管带林永升即因力主废止肉刑而被史籍予以特殊标明)。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亦属正常,诚所谓“慈不掌兵”。
  此外,带兵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只是邓世昌治军的一个侧面。1887年,邓赴英接收订造的“致远”,归途中坚持“扶病监视行船”,并沿途操演,“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舰上将士则“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他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曾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且死后家无余财。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作为一名练达的舰长,他既注重惩戒手段,又很关心水手的生活。除前述妥善处理水手病故事件外,其他舰上“病故升火水手甚多”,不得不雇用“升火土人”,“惟(唯)‘致远’独无”。他还很善于对下属进行精神激励,经常“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致远”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堪称邓世昌治兵有方、极富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脚。全舰250多位官兵在邓感召下,同仇敌忾,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时刻,仅7人获救,是北洋各主力舰中官兵殉国率最高的。
  “鱼雷诱爆”之真相
  至于出现海战中“鱼雷诱爆”导致“致远”沉没这一指责,也确事出有因。传统观点及多数影视作品都将“致远”的功败垂成归咎于日军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虽威力巨大,可靠性却并不乐观,不仅偏离航向司空见惯,1879年智利-阿根廷海战中甚至出现发射的鱼雷自摆乌龙的离奇事件。甲午丰岛海战中,日巡洋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的鱼雷,竟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高升”最终是被“浪速”用6门侧舷速射炮轰沉的)。黄海一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40米)对日舰“西京丸”的攻击失败,均与鱼雷技术水准很低有关系。正因鱼雷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而仅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黄海海战前,日本各舰担心鱼雷没有使用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变成安全隐患,故纷纷把所携鱼雷投入了海中。相关资料也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此战中发射鱼雷的记录,而“致远”沉没时与日舰尚未进入鱼雷有效射程(400米)。近年来,在参考西方与日方史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2种新解释(孰为“谜底”尚无定论):一是鱼雷发射舱中弹导致诱爆,二是锅炉舱中弹引起大爆炸所致。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关于“弃雷”的指责虽非空穴来风,但却既不真实也不专业,不足以否认邓治军严明的事实。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此外其余北洋海军舰长是否弃雷,史无所载,倒是有“来远”舰在战斗中企图以鱼雷击日舰“比睿”的记录。据“致远”幸存水兵证实,“致远”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在战前丢弃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

勇敢果断,沉着冷静

  后人大多称赞撞击之举体现了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往往忽视了此举的战术考量及其中蕴含的邓世昌过硬的军人素质。如下诠释,恐更具理性也更逼近历史真相:撞击是邓世昌乃至北洋海军极其擅长的一种常规战术,邓本意也并非完全是要“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争取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
  距甲午海战最近(也是最能供时人参考的)的一次大规模海战——1866年利萨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的奥地利舰队就依靠撞击,一举击沉意大利舰队的主力铁甲舰“意大利”号,从而奠定战局。此后一直到20世纪初,撞角(冲角)便如雨后春笋般的暗藏在各国军舰的舰艏之下(“致远”也不例外)。关于撞击的很多技巧(如与敌舰的夹角和撞击部位)也被总结出来,即通常是从敌舰前后方以斜线切入,目标直指敌舰的锚床部位,或从侧面掠过,撕开缺口,或直接撞入,然后立刻用力倒车,迅速脱离,以防“两下势猛,致己船受损”。理论源泉与利萨海战关系相当密切,且明确提倡“横阵优越论”和“近距离乱战”(要点就是在战斗中尽量逼近敌舰、扰乱敌方阵形,从而施展冲角、鱼雷等近程武器,这在客观上还可弥补己方的总体火力劣势)的两部海军典籍《各国水师操练法》和《海军调度要言》,本就对整个北洋海军的作战阵法影响颇深,并直接导致它在黄海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来冲击日军的单纵阵。邓世昌效仿利萨海战的撞击战术,也属情理之中。
  邓世昌选定和实施撞击战术,更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其一,邓世昌已对撞击战术的规则和相关驾舰操作了然于心,更对凭借“致远”的高航速(设计航速18节,为北洋海军主力舰之冠,试航时,其马力曾达到7500匹,超出设计值2000匹,极限航速甚至可达到惊人的23到24节)突施撞击、出奇制胜充满自信。
  其二,“致远”撞击的“吉野”位于其舰艏正横位置,确切地说,对后者不是“追”而是“截”,“吉野”航速虽快(22.5节),却无法发挥其机动优势。当时,“吉野”所在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正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吉野”在纵队队列中是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的(相当于一个死靶子),否则就有与邻近友舰相撞的危险(从这一意义上讲,“致远”的撞击就对日“第一游击队”其余各舰都间接构成了威胁)。
  其三,邓世昌抓住了对手的软肋。他没有选择其他日舰作为撞击对象,除看到“倭舰专恃‘吉野’”,故欲力歼最具威胁之敌的因素外,还出于深知与“致远”同属英制快速巡洋舰的“吉野”的固有弱点,即装甲较薄、抗撞能力较差。事实上,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吉野”正是由于被己方的“春日”号装甲巡洋舰用撞角误撞而当即沉没的(这一事件引起很大反响,日海军此后率先取消了新建主力舰的舰艏撞角)。此外,由于“吉野”的火力优势在于其侧舷的速射炮,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面对撞击势必被迫转向、火力效果随之降低,北洋舰队所受压力亦将纾缓。邓世昌选择撞击目标相当敏锐!
  应该说,真实还原邓世昌的历史存在,才更能折射出他以全部生命之火锻造出的忠烈之魂魄。谨以光绪帝为邓世昌所书挽联收束本文:“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