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后勤史话
发布时间:2014-10-26 浏览次数:1590

 

题目:太平军后勤史话
作者:杜杨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80~84页
  2014年是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的都城)陷落150周年,回想一个半世纪前的血雨腥风,太平天国困守一隅,却在中外敌对势力联合绞杀的严酷环境下坚持了14年。那么,太平军后勤保障体系是如何建立、成型和运作的,又有哪些独特创新?拨开历史迷雾,本文试对此做一浅析。

两套系统各司其职

  太平军编制以军为最大单位,指挥官称军帅。军帅以上还有监军、总制。军帅平时负责部队训练,战时统兵出阵,但要受总制和监军节制。遇到比较大的军事行动时,太平军会另派一个王或丞相为主帅,统一指挥几个军作战。军帅以下则基本按“五五制”,分属有师帅、旅帅、卒长(注:管辖4名两司马)、两司马、伍长(注:带4个兵)。一个军满编为1.4万人,但前期不足额,只有约2500人,后期则将编制改为队和营,但无论怎样调整,卒长、两司马这2级始终保持员额不变。由此可知,太平军是以104人的卒为基本单元,这与近世陆军以连为单位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军帅指挥部中,设有文书、军册、卫队、勤务人员46,名以及分管军需、器械、军法、军医的技术军官(注:统称典官)35人和大批下属(注:称听使)。其中,负责后勤的典官27人——掌握资财的典圣库2人,分管油盐、粮食和采购的典圣粮、典油盐、典买办各2人,分管武器、弹药、旗帜的典炮、典铅码、典红粉(注:负责火药)、典硝、典旗帜各2人,负责医疗急救的内医(注:内科)、掌医(注:外科)、功臣(注:此为官职名,专司伤病员的医药饮食,因为太平军将伤员统称为“功臣”)、拯急救、理能人(注:负责护理)各1人,负责筹集、制造攻防器械的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各1人。这些后勤部门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比如救治伤员时,拯急救会先给伤员敷草药,然后送入“能人馆”(注:又名“功臣衙”),由内外科军医继续治疗,并由理能人负责护理调养,而伤病员一切所需均由功臣提供。
  除了这套军中后勤体系,太平军还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后勤系统,即专门生产军需物资和日用品的诸匠营、百工衙。攻占金陵后,原设军中的诸匠营随之集中在天京,下设瓦匠营、金匠营、镌刻营、金靴营、织营、绣营等,还有相当于内河海军的水营,以及制造云梯等攻城器械的木营和负责土工爆破作业的土营。这些“军工企业+技术兵种”规模很大,如水营有船上万条,织营人数达1.4万,木营、瓦营亦有数千之众。
  此后,太平天国又建立百工衙,将手工业纳入各典官管辖范围。在天京,102名典官分管9大行业,即兵器业、食品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业、交通工具制造业、日用手工业、印玺器饰货币业、印制业和其他杂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兵器业,下设典炮衙、铜炮衙、典铁衙、铅码衙、典硝衙、红粉衙、战船衙、弓箭衙、旗帜衙,专门制造各种枪、炮、刀、矛、弓箭、弹丸、火药以及战船、旗帜等军工产品。

按需配给确保战力

  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基本制度,从军帅至两司马的5级单位都设有圣库,官兵可根据需要从圣库中领取物资。起兵之初,太平军对“缴获一切归公”的底线把得很严。1851年9月攻占广西永安后,洪秀全下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太平军只许官兵持有5两以下银钱,违反者以叛徒论处。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又设立了总圣库和总圣粮,职能相当于总后勤部。圣库制度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这种战时供给制毕竟保障了太平军全体成员的最低生活必需。即使到后期,圣库制度仍勉力维持,“兵士甚至可按月领到两块银元”。
  据英国传教士观察,至少到1853年冬,太平军仍恪守“官兵一致”原则,全军实行供给制,基本标准上至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士兵,差别并不大。当然,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比如天王每天额外补助10斤肉,依次减少,到总制减为半斤。另外,每7天发给军官100文钱、士兵50文钱生活津贴,称“礼拜钱”。每25人每7天发200斤米、油盐各7斤,下级军官可随时向上级申请数目不等的买菜钱,打下大城市、大战胜利或年节期间,另发给餐费,比如1853年太平军在武昌过春节,就每营发给猪一头、钱数贯,间或还给部队发放牛羊,并设“宰夫街”,供各军自行领取肉食。
  太平军的服装起初比较混乱,“由粤西至长沙,尚皆布衣褴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便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人,也不过穿戴红袍、红风帽而已。太平军常年在南方丘陵、水网地带作战,打仗时多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唯以包巾区分等级。一般来说,新兵扎红巾,军官和老兵包黄巾,旅帅以下黄布巾,以上则为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
  另外,太平军还用半臂式如同背心的各色号衣来区分统属关系,比如天王洪秀全部下皆黄背心无边,东王杨秀清部下皆黄背心绿边,翼王石达开部下则黄背心蓝边。士兵号衣前后各缀长5寸、宽5寸黄布一方,前写“太平”二字,后写“第某军圣兵”。定都天京后,随着物质条件改善,太平军服装从1855年起逐渐制式化,不再另缀黄布,但仍保留腰牌,用于查验身份、辨别敌我。

主战兵器“冷热混搭”

  初期太平军所用兵器,多为比较粗糙的刀和长矛。以骑兵长刀为例,其形制类似土耳其弯刀,一般为双柄式,刀口厚而宽。太平军火器则主要是缴自清军或自制的火绳枪、抬枪、抬炮,以及少量前膛火炮。为解决原料和弹药匮乏问题,太平军把铜佛、钟磬融化后铸成枪炮,并在各乡设立煎硝厂,从旧砖瓦中熬制火药所需的硝。即使这样,仍无法满足战争对金属的巨大消耗,为此太平军又配备部分竹制兵器,由各军中的典竹匠负责监造、供应。早在广西时,太平军就用过竹炮(注:一种竹制管状火器),其步兵更是普遍装备长8尺到1丈8尺不等的竹矛,用来克制清军骑兵。
  到了后期,特别是1860年一破江南大营并开辟江浙根据地后,太平军获得了相对便利的外购军火的条件。当年3月,太平军就从上海洋行购进步枪3000多支、火药近5吨、子弹1.8万余发。1861年占领宁波后,太平军又从图私利的英法官兵手中,买到不少军火并打算筹款购置美国炮舰。1862年4月,上海洋行又供给太平军795门不同口径火炮和近5吨弹药。
  不过,洋枪洋炮因依赖外商供应,又属于清军严查的违禁货物,其价格往往高得离谱,一支原价15至25块银元的西洋短枪,太平军就要支付100块银元。后来因财力有限,太平军改用土特产和丝绸搞“易货贸易”,却再难买到精良武器。为此,太平军尝试自办兵工厂,对洋枪洋炮进行修理、仿制。忠王李秀成曾提及,他命人仿造太仓作战时缴获的西洋开花炮,“竟与原样无差”。洋枪队副统领白齐文投奔太平军时带来一些外国技工,也得到李秀成优待,被安排在苏州兵工厂修造军械。当时的江苏昆山城内,有两名英国人主持太平军炮弹厂。在福建漳州,太平军则延请爱尔兰人麦克奥立夫制造臼炮和弹壳。前英国军官呤唎1860年投效太平军,也帮助采购过不少武器,他还夺得一艘装有火炮和弹药的洋轮“飞而复来”号,交给太平军用于作战。
  大量西方热兵器的列装,使太平军的编成、战术发生很大变化。李秀成不仅卫队1000人全部装备来复枪,他率部解天京之围时,还带来“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两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曾国藩形容李秀成部作战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烽燧蔽天,流星币地”。而据外国雇佣兵回忆,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与来复枪”,数量或达3万支。当然,限于经济、工业实力和严酷的战争环境,太平军虽有少量精锐部队配有新式火器,但主战装备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这也是历史大背景使然。

后勤保障来源多样

  综合来看,太平军所需粮饷、军械除自制外,大致通过以下6种方式获取:
  捐献协饷。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会众举家参军,将房屋、田产变卖换成现金,统一上交圣库,连韦昌辉、石达开等出身富豪的将领也不例外,这“第一桶金”对维持早期太平军供给曾发挥重要作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高层皆私蓄钱财。1863年冬,洪秀全要求李秀成助饷10万两,后者遂将家里的首饰和7万两现银交出。
  战利品。太平军从永安突围,进入湘南后,“所得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余,骡马不计其数……米谷甚多,目下查得粮有十万余,油盐足用”。之后,太平军迅速夺取沿江各重镇,所获船只以万计,粮食、钱财无数。后来,太平军北伐,仅在归德府就得火药10余吨,铁炮无数。李秀成占领苏州后,将缴获的75万两现银和供40万人食用一年的粮食运回天京,以致当时有“转粮一线仗苏州”之说。
  民间征集。分为“进贡”“打先锋”两类,前者相对自愿,后者则带有强制性。进军途中,太平军往往派出一支轻装的先遣部队,预先在宿营地张贴布告,动员群众接济粮饷。而“打先锋”则类似“打土豪”,即以强制方式向地主、富豪科派,对于清朝官僚的财产则全部抄没。
  田赋税收。定都天京后,城中数十万军民每月需米约800万斤,油、盐各30万斤,而这些生活物资很难就地筹措,幸亏后来各占领区新征粮食源源不断接济天京,才缓解了缺粮危机。到了后期,太平军主要从苏杭运粮,仅1863年1至7月就动用船只数百条,从水路运粮至天京。另外,太平军还在江河主航道、各乡镇、闹市区设卡收税。占领苏南、浙江、安徽后,太平军从当地丝茶贸易中抽税,年就可收入200万银元。
  商业采购。太平军的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直接向商人购买。有时为购买食物、绸缎、颜料、纸张,太平军一次就要花费10多万两白银。而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手中,太平军不仅买到洋枪洋炮,还曾购买粮食接济被围困的安庆、天京。据曾国藩称,1861年5月25日,“有洋船……载(米)约有二千余石,至安庆城下停泊”,从而导致清军的围城行动“九仞功亏,前劳尽弃”。
  工商贸易。太平天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其从江淮运盐至湖北销售,返回时再将当地的棉花、布匹贩卖到安徽、江苏。太平军还在常熟买卖水产品,在苏州贩运水果,并开采矿藏,比如湖北广济银山煤矿日产煤2000余担,都被船运至天京。需要指出的是,水路通畅与否事关天京存亡。1863年6月湘军攻占九袱洲(注:今南京浦口港),天京水上粮道第三次被切断,加上太平军各部解围失败,天京遂于次年陷落,正所谓“船运一绝,则江宁必内溃矣”。

湘军后勤优势何在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后勤制度,就更先进、更科学呢?
  尽管从战争结局看,太平军的后勤制度不算成功,但其用比清朝少得多的资财,支撑并保障了长达14年、最多时达上百万官兵的日常生活与军事斗争,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反观太平军的死对头湘军,从1852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到1864年攻陷天京,总规模(注:包括驻川、闽、桂、浙的湘军分支)从未超过30万人,其中曾氏兄弟指挥12万人,但投入一线作战的可能只有约7万人。更何况,湘军兵力增长不快,初创时仅1.7万人。1858年三河镇之役,太平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约6000人,竟让清朝官员哀叹湘军“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可见湘军规模确实不大。而且,曾国藩采取发半饷制度,欠上几个月乃至几年饷银是家常便饭,这样算下来,12万湘军每年人工费并不高,估计也就300万两白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湘军对地方索取较少呢?恰恰相反,别看需要养活的官兵不多,湘军的敛财能力却一直“超强”。据统计,1853至1864年,曾国藩仅从江西一省就获得白银1019万两、大米近10万担。别的省份也没少给曾国藩“协饷”,1853至1856年,湘、鄂、粤、川、陕等省共发来白银约290万两,安徽则在1861至1864年提供了310万两白银。以上数据合计,就已超过1600万两白银,足够支撑极盛时期的湘军好几年开销。后来,湘军又开征厘金(注:商税),仅湖南一省年获利就达100万两。
  另外,曾国藩之所以能“举国之力养十万兵”,还与清朝仍掌握中央政权有直接关系——湖南提供兵员,江西和安徽提供粮钱,湖北提供军需物资,其他省份则“有钱出钱,有粮给粮”。而这些关涉各方利益的繁杂事务,若无清廷居中协调,地方督抚尽力操办,曾国藩“高薪养兵”能否坚持10余年,是很难讲的。实际上,刚攻下天京,曾国藩就急着裁军以减轻财政压力,他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后患无穷”。
  可见,区区十来万清军(注:12万湘军加5万淮军)之所以能扼杀太平天国,其最大优势并非精良的武器装备,或者压倒性的兵力规模,而是曾国藩依靠全国“输血”,才勉强坚持下来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这种求稳不求快的打法看似合理,但若遇到从制度、装备到技战术,特别是后勤保障体系都焕然一新的“狠角色”,就难免会贻误战机,甚至丧师辱国。他的学生李鸿章后来继承了老师这套保守主义的军事理论,在甲午战争时也大搞所谓“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结果被敢于冒险的日军不断抢得先机,最后落得个北洋水师覆灭,割地又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