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的原则——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十一
发布时间:2014-10-26 浏览次数:1440

 

题目:“地下党”的原则——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十一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一月上,第72~76页
  近年来,占据银幕、荧屏重要位置的“谍战”剧一度被批评过于娱乐化、低俗化,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以及荒诞离奇的情节,几乎完全脱离了真实。对此,本文特选取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相关史料,为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通过了解中共“地下党”的任务和原则,进而了解一段紧张但绝不离奇的历史。

特科在“廖案”后建立

  周恩来曾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处于反动政府的追捕之下,地位“不合法”,只能隐蔽活动,1921年7月下旬,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时,便有巡捕闯入会场突击搜查,代表们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会议。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党才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获得合法地位。
  1925年8月19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4个凶汉开枪猛射,这个一向主张联共的革命家当场遇难。案件发生后,广州公安局长、国民党右派吴铁城不真心追查,并放纵一些嫌疑人逃到香港。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廖案”的审理,并调共产党员黄埔生陈赓等人组织了一个连进行缉凶和警戒,获得了侦察保卫工作的最初经验。血案的教训,使周恩来深感对付反动势力不能只依靠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必须建立共产党独立的情侦保卫系统。随后,中共广东区委从工人纠察队中抽调可靠的同志担任秘密警卫,并在国民党内建立了情报内线关系,了解右派的反共动向。
  1926年9月,中共中央抽调黄埔军校的陈赓及上海的工人代表顾顺章等人,前往苏联远东学习保卫工作。12月,周恩来秘密化装到达尚在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实际主持军事工作)。到沪后,周恩来马上组织起一支秘密武装一一“红队”。“红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党内保卫组织建立的开始。参加“红队”的上海工人开始使用斧头、匕首暗中干掉一些危害党的包打听、告密者,随后也秘密买到一些手枪,由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顾顺章等人组织训练。此时,“红队”的主要任务还是武装起义,后来才变成保卫中央的一把利剑。
  1927年4月,中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方机构遭到严重打击。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逮捕;4月12日,3000多工人纠察队员被国民党军队和青帮流氓突袭,300多党员和革命分子被杀;4月15日,广州的工农组织、黄埔军校都遭包围,数千革命骨干被捕,2100人遭屠杀。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使中共中央深感情侦保卫工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927年5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结束,随后周恩来由上海秘密赶来担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在军事部内建立了特务科(简称特科),由顾顺章担任科长。中央特科建立后,根据任务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8位中央领导人和苏联顾问的警卫;情报股,主要通过发展内线搜集国民党内的消息;特务股,领导“红队”镇压叛徒并执行特殊的护送任务;匪运股,负责同江湖上被称为“土匪”的绿林武装联系并掌握其情况。

不许搞收买、色诱、暗杀

  情侦、保卫工作是隐蔽活动,容易沾染不良习气,而且不易监督。1927年11月,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这个“一不许”,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要知道,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为“契卡”,后简称“格别乌”,50年代改称“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甚至采取暗杀行动,军统和中统捕人、杀人,能越过警察、法庭等司法机构。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
  为了维护党的政治影响,保障情侦、保卫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周恩来还规定了几条禁令,即:不许搞绑票一类活动,不许乱打叛徒,那些背离革命立场却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人就不要打;不许搞暗杀活动。当然特科的任务中也包括消灭叛徒,但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1928年4月击毙何家兴,就是因为他不但出卖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手里还掌握100多名同志的姓名和地址,而且确认要继续出卖同志。后来,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绝不允许搞绑票一类活动,也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因为这些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顾顺章的堕落过程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却染有流氓习气。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常借口工作特殊,开销不受监督,嫖娼且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1931年4月,他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在中共中央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周恩来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潜伏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发挥了关键作用。当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时,当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南京发密电,幸亏在南京值班的钱壮飞先接到电报,并译出了来电内容。他马上通过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毁灭性的灾难。不过,有些中央领导人因顾顺章提供的消息仍然被敌人发现,如恽代英、蔡和森便因此而牺牲。

毛泽东确定“十六字方针”

  经过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在进入延安后成熟。当时,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日本)防奸(中共)”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一位的打击目标。另外,中共除了要与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交战外,也要对敌进行隐蔽斗争。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便在对日寇、国民党顽固派这两条战线上展开。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重要的原则,也称“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中共中央的情侦、保卫机构,过去的代表是特科和交通局,在1934年后基本损失殆尽。到延安后,这些机构重新健全起来。1939年2月,中央正式成立社会部——这里的“社会”其实是进行社会上隐蔽斗争的代称。起初,康生任部长,李克农、潘汉年担任副部长。毛泽东为社会部的题词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周恩来的题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策!”这些题词,都说明了社会部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
  需要讲一下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此人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曾接管中央特科,对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做过有益的工作。1933年去苏联,在之后的4年间又全面学习了那里的肃反和保卫方法。应该承认,康生主管社会部时对敌侦察还有些成绩,不过此人在内部保卫工作中搞极“左”扩大化,在延安审干中认为“特务如麻”,竟一度把中央许多机关和抗大一半以上的人都打成“特务”“特(务)嫌(疑)”。幸而毛泽东事先有令党内不可开杀戒,这些挨整的人后来通过甄别大都平反,毛泽东还亲自向受委屈的干部道了歉。
  在延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内部保卫和情侦工作还作出了一种特殊的指示,强调要争取利用敌特为我服务,大胆进行“逆用”“反用”,对过去有过失节自首行为的人规定了新政策,允许他们重新革命,对抓获的渗入陕甘宁边区的敌特也大都实行“反用”,也就是让他们为共产党服务,传递假情报甚至派回敌区后向我方提供情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统计,经抓获后教育“反用”派回国民党区域的特务,竟然大多数诚心诚意地为共产党服务,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少数回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特务,因其曾经被共产党抓过并受到共产主义教育,也失去国民党信任,基本丧失了作用。

群运、党派、策反

  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这里,情报工作只排在第四。当下的一些影视作品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地下工作大多没有兴趣,结果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认为地下工作“就是搞情报”,完全是主次颠倒。
  中共在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为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发挥作用。例如,上海的地下党秘密组织工人制造了许多武器的零部件,再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往苏中抗日根据地,使那里的新四军用这些部件组装制造出几百门迫击炮,大大提升了火力水平。在国共总体合作的抗战期间,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不能搞武装斗争,只能秘密发展力量,团结进步力量。1937至1938年,中共承诺“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组织”,党的秘密工作主要在城市和知识界开展。1939年初,国民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法》,将“防敌防奸”并列,中共在国统区多数工作转入地下,主要任务是动员各阶层反投降,发展进步力量并兼顾一些情报搜集。
  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解放战争中,中国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在解放区战场之外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彻底动摇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1946年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的核心,是使党“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地下党大发展后,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仍然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就保障了新政权能有效地开展建设。

外观同群众一样

  近些年的影视剧中,地下工作的场景尽是灯红酒绿。历史当事者和知情者叹息说,当年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奢华生活,而且这类举动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即要求“普通化”,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更有名言说:“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是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的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所以很容易引来盘查。
  权力和金钱对人有腐蚀作用,对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1926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扩大会议时,便谈到党内出现了不良现象,最后发出了题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党内通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腐文件。通告发出后,中央又对党员生活准则做了具体规定,如一些共产党员到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任职,每月工资有几百元或上千元,但他们只能留30元作为生活费,其余必须交作党费。此后,中共在战争年代始终将党员生活廉洁与政治上是否坚定联系在一起,在历次整风、整党和审干中都将检查腐化作为重要内容。这是很必要的,因为贪图私欲的人一旦遇到革命受挫折,最容易动摇,最容易叛党。前面提到的顾顺章,以及因贪污省委经费被开除出党的山东省委书记王复元等都是例子。王复元被开除后,不但向敌告密,还当上“铲共队长”,使省委遭到大破坏。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调特科人员前往除奸,将这个叛徒击毙于青岛街头。
  与中共地下党廉洁、平凡、朴素,与多数群众保持一样的生活相反,国民党特务爱“引人注目”,所到之处,有意向周围的人显露手枪、摆威风,以此从摊贩处白吃白拿,向民众勒索财物,并抓捕敢于违抗者。不经法律程序杀人、抓人或严刑拷打,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老一代都知道,当年在那个地方开一个饭馆、旅店或大一点的商店,都要向当地特务机关头目打点,否则特务就会找碴、找麻烦。那时听到“军统的人来了”,普通人往往闻之心惊。所以,他们虽然机构庞大复杂,却因为不得人心,而掌握不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