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战斗——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十二
发布时间:2014-12-7 浏览次数:1451

 

读书文摘

题目:解放后的战斗——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十二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二月上,第72~76页

  关注解放军建设的朋友们,最关注的一定是这支军队还能不能打胜仗。一些较为狂热的人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解放军太缺少实战了。一个方面来说,兵者,国之大事。另一个方面来说,兵事对于个人的影响更大,兵锋一动,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将为之改变,所以不能不慎之又慎。但即使这样,解放后的解放军仍然有过多次作战,并且都交上了让国家和人民满意的答卷。本文没有一味赞美这些胜利有多么的辉煌,但突出了解放军遭遇的困难以及克服的办法,而且通篇强调的都是:战端不可轻启,战在和平解决无望之时,战则必胜。

国内剿匪

  1949年末,大陆除西藏外全部宣告解放,人口3亿多。可1950年初的统计却显示,全国土匪武装已有105万人之多。匪是一定要剿的,可当时却有不少人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及国民党政府从未彻底消灭过土匪,解放军能消灭他们吗?

  土匪能够生存,靠的就是一个“土”字,就是在当地有社会基础。在剿匪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基本方针,以及“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具体政策。各地区针对匪情的不同,也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有不同的作战特点。如华东地区的重点是福建山区和闽浙沿海地区,当时国民党当局逃台后与当地匪霸积极联络并经常以空投或渡海内潜方式支援。解放军将反霸土改与剿匪相结合,并不断打击国民党潜入的特务,终于在1951年内基本肃清了华东匪患。

  湘西地区的剿匪,在当时具有典型性。1950年初,湘西土匪有10万之众,由盘踞当地多年的地方恶势力控制,并接受国民党委任。湖南军区先集中第46军、第47军及地方部队共20余万人实施全面进剿,其中最著名的战斗是攻克八面山。当地土匪利用四面的悬崖陡壁构筑碉堡,堆积滚木礌石,号称此地为攻不破的“小台湾”。解放军第141师依靠群众帮助侦察了上山道路,运用绳索钩杆隐蔽地从悬崖陡壁爬上山峰,然后居高临下地向洞穴中的土匪发起攻击。守山的土匪惊恐万状,一部在山上被歼,一部丢弃山峰向下逃窜,在解放军包围堵截下全部被消灭。接着,解放军在当地建立政权组织民兵,剿灭了流窜的残匪。

  广西军区在执行剿匪政策上一度只注意防“左”,未能大胆发动农民反霸。1950年8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指出:广西是全国各省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其原因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的缺点,希望广西全省能够在6个月内肃清主要匪患。此后,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赶去指导,在瑶山会剿中消灭了广西土匪的指挥中心后,又转移兵力对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土匪发起进剿,于1951年5月前歼灭了当地土匪。

  西北地区的土匪数量不多,但却有很多是骑兵。西北军区以骑兵部队为主的剿匪部队反复清剿,消灭了多数土匪。1953年3月,西北军区调动以骑兵为主的1.9万部队,在西南军区一部的配合及空军运输机的支援下,对甘、青、川边界的马匪发起进剿,至7月间将其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得以完成。解放军和公安部队、民兵一起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达260多万人。在投入兵力方面,解放军先后投入了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部和海军一部,此外还有几十万地方干部和数百万民兵,可以称为解放后的一场宏大的人民战争。

解放西藏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新中国成立时,班禅堪布厅(编注:也作班禅堪布会议厅,是班禅召集随从人员决策议事的权力机构)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府致贺,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并盼望早日解放西藏。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冰山雪峰林立,当时还没有一里公路,绝大多数地带人烟稀少,而且又是藏族聚居区,语言、习俗有着特殊性,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军向那里进发会遇到补给、高原反应等众多难题。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西南局,提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军区承担。第18军被定为入藏的主力部队。

  进军西藏之前,中共对西藏地方当局进行了仁至义尽的争取工作,但西藏地方当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边拖延谈判,一边在美、英、印度的支持下,大力从国外购买武器,将藏军由14个代本扩大至17个代本(1个代本约500人)。1950年夏秋之际,藏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被派到以昌都为枢纽的金沙江西岸一线,实行分区防御,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

  1950年10月,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这一战被称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其独特之处是战场正面宽度达700公里以上,纵深达400公里,战区之广大、部队迂回距离之远,为以往战役中所罕见。6日夜间,第18军第52师先头部队乘牛皮船渡过金沙江,随后参战各部队主力在千里江面以5天时间分路渡江。当面的藏军大都一触即逃,各部队于是昼夜兼程向纵深地区疾进,以形成对西逃藏军的大包围圈。由于是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组织较大规模的作战,高原反应以及高山峡谷人烟稀少带来的补给困难,致使非战斗减员极多,迂回部队在高原强行军后掉队超过三分之一,还有许多人患了高山病。但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在马匹损失大半后,剩下的骑兵100余人和弃马步行的100余人仍兼程前进,终于与第154团一起,于10月18日赶在藏军主力前面几小时到达昌都以西的恩达,卡住了藏军主力西撤的主要通路。

  解放军完成大迂回后,经过解放军政治争取,率领藏军的阿沛·阿旺晋美派人联系投诚,其余散在昌都地区各处的藏军,也在搜剿下纷纷投降。昌都战役,藏军共有5700人被解决(绝大部分系投降),人民解放军战斗伤亡仅110人(非战斗减员远高于此)。在全国解放战争史上,昌都战役作为最后一次战役,它的成功标志着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完成。

  经过昌都战役,西藏当局赖以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大部覆没,地方政府内的爱国力量更加坚定,顽固派态度动摇,刚刚亲政的年仅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正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入缅作战

  国民党军在大陆兵败时,其第8军、第26军残部有2个团越境进入缅甸。出于对邻国的尊重,解放军未入缅境追击。按照一般国际惯例,缅方应该将越境逃军解除武装,或将其驱逐出境。但由于各种原因,这股残军却在缅留了下来,且势力越来越大。1960年,台湾将一个400人的特种作战大队空运缅北。此时,残军总兵力已达9400余人。当年11月,缅甸军事代表团秘密访华,商谈双方打击缅北国民党残军事宜。双方确定,解放军作战可以越过缅境20公里,并以距缅境内20公里为一条“红线”,“红线”缅甸一侧的作战任务由缅甸国防军担负。中方出境作战的部队为第13军、第14军各一部及云南军区的3个边防团,总兵力近1万人。

  1960年11月22日,解放军以突袭的方式出境攻击,打击国民党残军22个据点的约800守军。部队行动也比较隐蔽,达成了突然性,歼灭了设在边境第一线的多个国民党残军据点。但越界行动开始后,由于地形复杂,加之部队不习惯在密林中行进,一些单位未能到达指定位置,致使纵深据点内的国民党军有机会逃窜。展开追击后,由于受“红线”限制,加之国民党军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隐蔽,战斗效果不尽理想。1961年1月20日,第一阶段攻势结束,在近2个月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467人。战后,缅甸方面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解放军可以越过原来划定的界限攻击。

  根据中缅双方的议定,解放军第二阶段的攻击作战范围更广,不再受“红线”的限制,攻击目标是摧毁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军总部。自1961年1月25日开始,解放军以4个团的兵力开始隐蔽行动,沿着300公里正面向纵深100公里的缅甸东北地区分路疾进。但新问题又来了。缅甸东北一带是热带山岳丛林地形,山险坡陡,草高林密,荆藤交织,炎热潮湿,阴雨连绵,参战的各部队对这种条件很不适应。此外,国民党残军防备更严,作战已再难达成突然性——发现解放军全面展开攻击后,1月25日当晚,国民党残军总指挥柳元麟即率直属部队渡过湄公河窜入老挝境内,其余国民党残军也相继向老挝、泰国境内奔逃。

  国民党军逃走后,解放军入缅部队便开始向国内撤军,至1961年2月9日全部撤回国内。两个阶段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741名。解放军阵亡79人,负伤230人。虽然从双方伤亡数字看,入缅作战是个小仗,但其意义却并不小。因为这一仗不仅摧毁了国民党残军的缅北老巢,还保证了中缅边界勘界工作的正常进行。

入越防空作战

  20世纪50年代法国从越南撤军后,美国开始扶植西贡政权,并于1961年开始了一场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主要由南越人作战的“特种战争”。1965年“特种战争”败象大露,当年2月7日,美国宣布对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行“报复轰炸”(先后向越南投弹达570余万吨,超过二战中美军总投弹量的1.5倍,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轰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出兵越南进行反空战和战地施工。

  1965年6月9日夜幕降临后,我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后勤部队第二支队2万多人,开始从中越边境东段以陆路和水路秘密出境,奉命修筑以坑道为主的永备防御工事。入越的中国部队均身着越南人民军式样的服装,代号为中国交通部援越工程队。随后,我铁道兵入越,在铁路线上增加车站、桥梁和隧道等设施,并新建铁路正线100多公里。1965年夏季以后,美国飞机逐步向河内以北推进轰炸线,着重轰炸铁路运输线,后续入越的我后勤部队第一支队开始担负起反空袭抢修任务,确保其铁路在空袭的情况下仍能正常运行,后勤部队第三支队在越南北方修建机场,并修建了隐蔽的飞机洞库。

  1965年8月1日起,我援越高炮部队第61支队、第66支队也先后入越进行防空作战,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随后,根据越北防空作战和锻炼部队的需要,从1965年8月至1968年3月,解放军陆海空各高射炮部队以轮流作战的形式,先后派出16个支队(相当于师的规模)共63个团,以及部分独立高炮营、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共15万人入越参加防空作战。

  解放军高炮部队入越时装备的仍是抗美援朝时使用过的37毫米和85毫米苏式高射炮,对付超声速的美机已经有许多困难。为此,高炮部队指战员针对美机的活动特点,研究了多种打法,以发挥旧式武器的威力。他们以固定目标的防护和游动射击相结合,与抗美援朝时期相比,命中率大大提高。在越南北方为时3年多的防空作战中,我高炮部队共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在激烈的防空作战和繁重的战勤支援工作中,我国援越部队共牺牲1100人,负伤4200人。在这3年间,中国共派出32万铁道、工程、防空、通信部队入越,在越最高保持量为17万人。中国继续在越南大力进行抗美战争的同时,对老挝、柬埔寨的抗美战争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还向老挝派驻7万工程兵和防空部队进行战勤支援,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防空作战,先后击落美国和万象政权的飞机35架。

收复西沙群岛

  20世纪70年代,以西贡为首都的“越南共和国”不仅积极侵占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还妄图扩大其在西沙群岛的侵略成果。1974年1月17日,越军从其盘踞的西沙永乐群岛中的珊瑚岛乘船出发,分别登上西沙永乐群岛中的甘泉岛、金银岛,驱赶中国渔民实施侵占。

  同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南海舰队派出舰艇,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进行巡逻。海南军区也派出一个民兵排,随海军舰艇进驻永乐群岛。当时,中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防御性的。1月19日,越军舰又从珊瑚岛上运载军人抵近琛航、广金两岛海边,但登岛时被严阵以待的中国民兵击退。同日,双方的海军舰艇也在永乐群岛附近海面形成对峙。越海军和我海军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各有4艘军舰,但吨位和火力差距很大。越方最大的军舰“李常杰”号排水1770吨,最小“怒涛”号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吨以上,装备有127毫米及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我海军最大舰艇是扫雷舰只有570吨,最小的猎潜艇只有300吨,4艘舰艇总吨位只有1760吨,只相当于越方1艘大舰的吨位。我火炮数量及口径也远逊于敌,仅装备85毫米以下口径火炮16门。

  19日上午10时23分,越舰首先向我274号猎潜艇开炮射击,炮弹命中指挥台,艇上政委当场牺牲。这种情况下,我方立即实施自卫还击。当时双方舰艇相距约900米至1200米,便于越方大口径火炮发挥威力。我舰艇编队指挥所命令各舰艇以近战打击敌人,我4艘舰艇立即以最高速向目标靠近,在敌强火力袭击下无畏前进,13分钟内就将距离拉近了一半,有的还接舷相战。近战较好发挥了我海军舰艇的长处,我271号和274号猎潜艇以速射炮压制了越“陈庆瑜”号的主炮,并击中了其驾驶台和指挥通信设施,我396号和389号扫雷艇压制并摧毁了“李常杰”号舱面上的火炮。很快,2敌舰便带伤逃跑。

  “李常杰”号受伤后,越“怒涛”号曾冲过来救援,开炮击中我389号扫雷舰的指挥台,舰上人员伤亡很大。危急之中,指战员迎着“怒涛”号冲去,当双方军舰距离只有10米左右时,我海军战士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向敌横扫,并向敌舰投掷手榴弹,打得“怒涛”号舱面上的越军官兵四散逃窜。11时30分,越方各舰均开足马力南窜,想逃离战场。我海军舰艇编队281号、282号猎潜艇咬住敌“怒涛”号,最终通过3次齐射,致其中弹起火,后因油舱燃烧引起舰内发生爆炸,沉没于羚羊礁以南。越方后来声称,舰上的82名官兵均未生还。

  这场战斗当天即报告到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立即部署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乘胜发起登陆作战,以收复1956年以后一直被越军占领的珊瑚岛,以及刚刚被其侵占的甘泉、金银两岛。西沙群岛的军事冲突,由越方引发,却带来与他们预料相反的结果。1月21日,西贡政权不得不决定避战,西沙群岛的战斗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