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灭赵如兄弟阋墙
发布时间:2015-3-22 浏览次数:1544

 

题目:强秦灭赵如兄弟阋墙
作者:王伟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三月下,第28~31页
  秦灭赵之战,一般意义上是指公元前229年到公元前228年秦国对赵国发动的统一战争。此后,赵国虽在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建立了流亡政权,但终究未能避免覆灭的命运。同韩国灭亡一样,赵国表面上虽亡于秦国的统一战争,但事实上胜负结果却早已从之前的内政及外交政策中显现出来了。对此,作者给出了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分析。

从“秦赵同源”说起

  站在秦的角度看,赵国是山东六国中最特殊的一个。从血统上说,赵国王室应该被看作嬴姓赵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姓”“氏”其实是两个概念,“姓”是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示,“氏”则是一个姓所分出支系的标志。换言之,秦国和赵国事实上是同宗同源,都是“燕子”的传人(嬴氏部族以燕子,亦称玄鸟为图腾,在古汉语中“嬴”即燕的异字,且同音)。在上古时代,嬴氏部族和大禹部族是华夏族在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两个部族。通过治水统一华夏各部族治权,事实上是由伯益所带领的嬴氏和大禹部族共同完成的。如果再进一步追溯,嬴氏最早的先祖是中国的司法鼻祖——皋陶。
  商代后期,嬴氏分为两支。飞廉、恶来父子率领的一支继续忠于商王,驻守商的西部边境。商灭周兴之后,这一支部族迁往陇西,专司为周人养马,他们就是秦的先祖。另一支以飞廉的小儿子季胜为首领,留在中原腹地,在武王伐纣时,这一支转而效忠周人,后来的部族首领造父一度成为给周穆王驾车的驭手(这可不是司机,在当时驭手的地位等同大臣,西汉开国时的滕公夏侯婴也是刘邦的驭手)。这一部族最终演变成为战国时代的赵国。
  由此,不难发现两个问题。其一,大氏族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能力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这种控制能力甚至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通过两头下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二,对于政治集团,在利益特别是地缘这种根本利益面前,DNA上带来的那点亲近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从战国中期开始,随着魏国的迅速衰落,赵国便成了秦国排在首位的敌国,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赵国灭亡。
  巧合的是,赵国的民风或者说社会特质,与秦也极为相似。赵的位置,大致横跨了现在的山西、河北以及内蒙古。在当时来看,这几块土地的农业基础都不是很好,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的小片平原以外,再没有多少高质量的农业区,在这一点上赵国甚至不如实力最弱小的韩国,因此赵国的经济模式一直是半农半牧,这一点与早期的秦依然非常相似。这种经济模式下,民风上必然带有几分游牧民族特质,所以历史上燕赵之地有出游侠、豪杰的传统。
  从地形上看,赵国腹地位于现今山西省北部,那里属于标准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峦密布。这样的地形将赵国核心区域的国土切割得支离破碎,不仅阻断了交通,也使得地方治权难以统一。而赵国的北部紧挨着匈奴,与北方游牧部族的长期交战又养成了赵人尚武的传统,这一点和长期与戎狄作战的秦人非常相似。
  可以说,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毛病,在赵国身上基本都能找得到。民间崇尚血亲复仇,私斗、私刑极其普遍;上层的政治斗争同样异常残酷,政变、兵变频频发生(秦孝公之前,政变对秦国来说同样是家常便饭,孝公的老爸秦献公其实就是靠政变上位的)。在赵国灭亡之前,历经12代国君,共发生大规模内部动乱达11次之多。其中,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曾连续两次发生政变,在第二次政变中,国君竟然被困在沙丘宫中活活给饿死,而由他所推动的以“胡服骑射”为名义的内部改革,也因此被中断。
  后来赵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种内耗的传统。国家的发展轨迹始终是大起大落,国力因此难以蓄积,国家的前途选择不在朝堂之上,却在贵族们的密室之内,君、官、民之间毫无信任可言。反过来看,商鞅对秦国近乎严苛的变法改革,正是秦、赵两个同源同习国家命运的分水岭。

“战胜”不等于“国胜”

  秦国的统一战争,是以公元前230年灭韩为起始的,而灭赵的铺垫工作,则要早于这个时间。在灭韩之前,秦赵之间在短时间内已先后经历过四次大战。公元前236年,秦国趁赵国与燕国大战,国内空虚之机,分兵两路进攻赵国。名将王翦率一军攻占阏与(今山西和顺)、撩阳(今山西左权),将军桓齮、杨端和率一军攻占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等9座城邑。公元前234年,桓齮又率军进攻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杀死赵将扈辄,斩首10万,大败赵军,占领城池。公元前233年,桓齮挥军越过太行山,占领赤丽、宜安两邑(今河北石家庄东南),以此为跳板,开始进攻赵国腹地。赵王急调在北方戍边抵御匈奴的名将李牧,带兵抗秦,在肥(今河北晋州西)大败秦军,桓齮畏罪逃燕(一种说法认为桓齮可能就是荆轲刺秦中献出自己首级的“樊於期”,除经历相近外,两个名字读音也相近)。公元前232年,秦军又分两路进攻邺城和狼孟(今山西阳曲)、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亦被李牧军击败。
  四场战役,从军事角度说是两胜两负,但从全局而言,后两场战役的胜利除了暂时鼓舞一下朝野的士气外,对赵国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战胜”和“国胜”并非一个概念,两次败仗中,秦军虽然折损了不少人马,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综合国力,这对秦国根本够不上伤筋动骨,而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赵国却难以承受这种损失巨大的消耗战。后两战的胜利把李牧推到了“战神”的位置,但不要忘了,李牧率领的是赵国北境边军。从某种程度上说,内地军队是保卫国家的,而边军是拿来保卫文明的,战争打到动用边军的地步,就好比灾荒年不得不用种子粮来熬粥一样。更何况,在番吾之战(秦赵第四次战役)中,赵军最后只能算是惨胜,其损失甚至可能大于秦军(史料中有“丧兵数十万”之说)。
  而在秦赵交兵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长平之战中,赵国最终也是输在综合国力上,而并非仅仅是错用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如果当初按照廉颇的设想打持久战,那么最先被拖垮的还是赵国,恰恰是因为国内已经供给不出更多粮草,赵王才会临阵换将以期尽快结束战争。从战略角度看,四战之后秦国至少算不上输,因为赵国已经彻底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在其后的灭韩之战中,秦国不再有后顾之忧。
  进一步研究史料会发现,赵国在濒临灭国危险的时候,竟然把主要兵力用来打燕国,由此才使得西部秦赵边境兵力空虚,使秦国有了可乘之机。更荒唐的是,赵国伐燕是秦国外交斡旋的结果。在处理多边外交关系上,历来有“远交近攻”“远攻近交”之说,其实所谓“远”“近”不过是一个很片面的说法,只能适用于特定局部,其根本实质,应该是“弱交强攻”。国家对外战略,不在于眼前利益,更不在于看谁顺眼、谁不顺眼,而在于让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赵国上层对身边的强秦视而不见,却为了所谓的眼前之利和所谓的燕赵世仇,把精力放在西部一个弱国身上,其昏聩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金帛收买,匕首随之

  在发起军事进攻之前,秦对赵的灭国之战,其实早已在赵国的庙堂之上展开。战国末期,赵国和其他的山东五国一样,都出现了朝政崩坏的问题。山东六国都曾变法改革,但它们的变法远不及秦国深彻。秦国的变法,最终实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法治,而其他六国仅仅是依据对国君的忠诚程度,对部分贵族、官员进行了升降,除了看到大规模的刑杀和提拔,这种改革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变并不明显。相反,在朝局实现一时的清明之后,紧随而至的就是迅速败坏。原因很简单,六国变法改变的不过是利益的所有者,而利益的分配关系却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春秋时代贵族擅权的问题依旧存在。更糟糕的是,对于此前被提拔的新贵而言,他们对国君的“忠诚”意味着更多的特权,这使得贵族擅权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变本加厉。官员腐败在其中已经不过是肘腋之患,真正可怕的是官员和贵族们的利益早已不再和国家绑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以出卖国家来换得私利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而指望靠所谓的“气节”“道德”来制约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可能的。
  山东六国的这种政治生态,给秦提供了广阔的外交战场。战国时代的外交,不是“交好”而是“伐交”。所谓“伐交”,从操作上而言绝不是两国外交官坐在一起吃吃喝喝顺带聊一聊那么简单。“伐”这个字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主动”,“伐交”亦可理解为“攻势外交”。《史记•李斯列传》中便有这样的记载:“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在姚贾、顿弱的主持下,秦国的外交使臣、间谍以及担负密战使命的商社,在六国间往来穿梭,众多官员、将领甚至王室成员早已与秦国建立了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譬如,赵国丞相郭开,就是朝堂之上半公开的亲秦势力。一国庙堂秦人都可以做得一半主,战场上自然不会有什么悬念。
  公元前229年,秦国开始对赵国发动最后的进攻。秦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统帅王翦及羌族将领羌瘣率领,以上郡、太原郡为前进基地,东进井陉关而后南下,威逼邯郸背后的巨鹿要塞;另一路由杨端和率领,以河内(今河南沁阳)为前进基地,北上正面进攻邯郸。
  这样一来,秦军对赵国就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然而,秦国并不急于结束战事,战争开始后不久,王翦率领的秦军便与李牧所率的赵国边军在北线战场展开了长期对峙。如今时间完全在秦国一边,后面至少还有四场灭国之战要打,这时候为了急于求成而徒增伤亡是完全不合算的,而且也没有必要。
  除了拉拢赵国的官员、贵族之外,秦国还展开了针对李牧的舆论战。之前两场战役的胜利把李牧推到了“战神”的位置,也把赵国朝野的心态推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位置。赵人认为只要李牧领军,胜利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一旦这个“理所应当的胜利”迟迟不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们的浮躁、猜忌以及愤怒。恰恰在这个时候,各种针对李牧的流言、童谣开始在邯郸城流传开来。
  没过多久,这根赵国最后的柱石就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关于李牧之死的细节,不同史书上的记载出入很大,但这并不重要。民间的舆论压力,官场的“里应外合”,仅这两条就足够干掉李牧了。更何况,数百年来赵国的兵变传统也使得国君对于手握重兵的将领始终有所忌惮,而由于缺乏有效机制,国君也一直难以有效监督、控制领兵在外的将领,除了杀将这种最极端的方式,再也没什么办法能叫国君心里踏实的了。
  赵国边军在主帅被杀以及国人的猜忌下,再无士气可言。公元前228年3月,王翦所率的秦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赵军被彻底击溃,主将赵葱被秦军斩杀,秦军占领东阳(太行山以东)。十月,王翦、羌瘣率秦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地,自立为王。至此赵国正式宣告灭亡,秦国在赵地设置邯郸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