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1898
发布时间:2015-4-17 浏览次数:1647


文 茅屋下

 

1903年5月14日,河北保定府,中英军事官员合影。前排(坐者)左起:保定府的臬台,蕃台,英军高官,湖广总督张之洞,户部右侍郎、练兵大臣铁良,张之洞后立者为保定府道台,右为其幕僚梁敦彦

 

    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的短暂改革,不仅因其深远影响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也因其戏剧色彩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有重掌政权的慈禧太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暴得大名的康有为,喋血刑场的六君子⋯⋯京城中的风云变幻,给后人留下几多遐想,几多喟叹。
    当时京外的封疆大吏们,更是紧密关注着这场改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无疑是最为关心的一人。作为一名有着传统家国天下关怀的士大夫,以及公认最赞成革新的疆臣,他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戊戌变法的?变法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影响?

    先从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的关系说起。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接近与疏离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这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参与发起强学会,宣扬开通风气,讲求西学。张之洞对此很是支持,捐银5000两作为经费。而强学会的发起人中,也有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有了这两层关系,康有为于11月赴南京面见张之洞,希望劝说他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后来,康有为曾在致张之洞的信中如此回顾这件往事: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信中的“平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孟公”则是西汉名士陈遵(字孟公),据说他留客的方法颇为霸道:直接把客人马车轮轴上的销子(辖)卸下扔进井里。康有为引用这两个典故,又说“隔日张宴,申旦高谈”,看来张之洞在南京对他很热情。的确,当时张对康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才高学博,胆大识精”,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在上海、广东开办强学会的分会。

    不过,两人相谈甚欢的背后也另有鲜为人知的隐情。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张之洞次子张仁颋失足落水身亡。思及旧事,张之洞的悲痛又涌上心头。听闻此事,他的心腹幕僚、康有为的广东同乡梁鼎芬出了个主意:康有为向来健谈,不妨多和他聊聊中西之学,如此可以释怀解忧。说来讽刺,如此用意,多少是把康有为当成了大户人家清客相公一类的角色。他若是知情,不晓得会做何感想。

    而且,两人的初见也不无龃龉。康有为在学术上的一大特色是提倡“孔子改制”说,即认为六经皆为孔子假托圣贤之名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为改革张本。这也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野狐禅。而张之洞同样厌弃这样怪诞的理论。据康有为说,张之洞曾向他表示,如果放弃这一理论,一定“供养”他,但被一口拒绝。

    学术上的分歧,已埋下了日后两人疏离的种子。

    康有为旋即前往上海,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特立独行的观点、我行我素的作风,致使《强学报》一出刊就招致众多指责,如刊登属于非公开内容的廷寄谕旨,宣传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最要命的是,报头上的日期用的是康有为仿效基督教纪年创设的“孔子纪年”,第一号标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看似只是枝节小事,然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用谁的纪年,奉谁的正朔, 绝对是关系到“政治正确”的原则性问题。这使得出资支持的后台老板张之洞大为光火。于是,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于1896年初宣告解散。

    但康有为实在是个宣传高手,其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广,本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戊戌年,一路走红的他已经“上达天听”,被光绪帝召见,授为总理衙门章京,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对此,张之洞极为不快,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有为沦为逋逃海外的政治犯,地位一落千丈,而张之洞对康的敌意则是不减反增。逃到香港之后,康有为接受了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大谈慈禧太后如何压迫光绪帝,光绪帝没有把慈禧太后当作母亲⋯⋯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快又刊登在上海、天津的报纸上。他以为自己在借助媒体的力量援救光绪帝,殊不知,这些内容一旦落在慈禧太后眼中,恰恰坐实了光绪帝对慈禧太后不孝,且图谋不轨。政变之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地位极为不稳,京城内外常有慈禧太后将行废立的传言。康有为如此做,正是在帮倒忙。

    与他同样以忠君自命,而远比他熟悉政治的张之洞见到这样的文字,必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愤慨。梁鼎芬闻讯也极为激愤,马上撰写一篇《驳叛犯康有为逆书》登报,还打算再写后续文章。张之洞叮嘱他,文章不要发得太频繁,否则容易有越抹越黑的嫌疑。由此可见张之洞政治手腕的老练,又反衬出康有为的幼稚。

    自此之后,张之洞将康有为及其一党视为清朝最大的祸患,一再出手打击,尽管这并非一名总督的职分所在。康有为不久移居日本,而张之洞恰是当时在对日外交上最有发言权的疆臣。他与日方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要求驱逐康有为离日。在其不懈努力下,日方于1899年3月“礼送”康有为赴美,由此换取张之洞同意实施中日军事合作。

    张之洞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但一趋向激进,一主张稳健;一为政治新手,一为政界大老;一尊奉学术正统,一宣扬学术异端,这注定了两人必将分道扬镳。

   

    撰写《劝学篇》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断然与康有为反目,引起了康党的非难,认为这是落井下石的投机行径。为此,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在他的英文著作《英国牛津运动》中为幕主辩护。他将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主张称作“雅各宾主义”,认为它的激进是张之洞反康的主因。书中如此写道: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像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向回退缩。这一指责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向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译给总督听,然而总督听不进去,还说我不懂中国政治。但这时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总督便想起了我,于是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朋友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对于那种指责他像真正的投机分子和叛贼袁世凯那样,转而攻击其雅各宾朋友的不公正的责难,我代表老幕主所做出的反驳是毋庸置疑的。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凡是此类的改革都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

    辜鸿铭提到的题为“学习”或“教育之必要”的“小册子”,就是张之洞在1898年初春写成的《劝学篇》。辜鸿铭称该书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的确如此。该书序言中如此写道:“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恢诡倾危、乱名改作”的“邪说”,便是暗指康有为的主张。张之洞著书之时,康有为风头正劲,书中也不便指名道姓。而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张之洞授意几名幕僚摘录书中攻击康有为的言论,撰成一篇《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在报上发表。这篇有意为之的“读后感”着重指出,此书的一个主旨是抨击“大逆无道之康有为”。当时政坛突遭巨变,政策全面开了倒车。张之洞虽然与康有为政见歧异,但同样主张变法,因此深恐慈禧太后等人不分青红皂白,对二者等量齐观。如此主动表态,也有避祸的意思。

    当然,《劝学篇》所非难的不仅是康有为一派,也包括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该书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书中《会通》篇还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所希望的,是调和新旧两派、中西之学,形成改革的合力。

    《劝学篇》书成之后,张之洞立即着手宣传,四处赠阅,一次便寄给在京城的儿子和侄儿三百本,告诉他们“亲友愿看者送之”。更重要的是,他的侄女婿兼幕僚黄绍箕当时正巧受到光绪帝召见,乘机推荐此书。光绪帝浏览之下,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旨颁给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本。由此,《劝学篇》在全国各地广为刊行,成为晚清印数最多的著作之一。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劝学篇》没有阐发多少振聋发聩的洞见;但从政治史的方面观察,这样平和适度的立场恰是当时最需要的。

   

    沙市事件与进京未遂

 

    1898年4月23日,正在张之洞紧锣密鼓地撰写《劝学篇》时,他收到了一份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份意义不同寻常的谕旨。召一名总督进京“面询事件”,以当时的政治常识,有很大的可能是进入权力中枢军机处。

    它的背景,是三天前大学士徐桐呈递的奏折。这份奏折指出,德、俄两国相继强占胶州湾、旅大,后患深重,而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若能进京参与交涉,对局势将不无小补。

    徐桐上奏的背后又另有推手。这是两名下层京官,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两人是同乡兼同年,关系密切,前者是徐桐的门生,后者是张之洞的门生。在列强纷占海口的危机之下,他们痛感中枢软弱无力,因此想请张之洞主持大局。徐桐的奏折,就是杨锐起草并与刘光第商订拟成的。

   

湖北旧军在黄鹤楼前合影。1896 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 前排右三为黎元洪

 

    徐桐的出发点又与杨、刘二人不同。在当时的军机处中,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身体病弱不堪,余者以户部尚书翁同龢权势最大,论资历,论个性,论帝师的身份,无人可与之抗衡。一旦奕訢去世,在军机处必定更是一手遮天。徐桐属守旧一派,对甲午战后思想趋新的翁同龢很看不过眼。与翁同龢关系不睦的张之洞若能入枢,正可起到制衡的作用。掌控大局的慈禧太后,对此也乐见其成。

    杨锐与刘光第策划此事,事先并未知会张之洞。他接到旨意后,一时摸不着头脑。起先上奏声称湖北事务繁重,自己身体欠佳,企图推搪过去,遭到严旨训斥之后才不得不起程。5月9日,他打电报给京中的侄儿张彬,要他代订住所。就在同一天,他的治下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乱子。

    这天,湖北沙市的湖南船帮因为和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而大打出手,放火烧屋,一路延烧到了日本领事的住宅。两天后,驻日公使裕庚报告,两艘日本炮舰开往沙市,必定借故要挟。5月14日,一道电旨发给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要他暂缓进京,折回湖北处理此事。借地方突发事件扩大在华权益,是列强的惯用伎俩,德国强占胶州湾便是如此套路。而日方随后也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在沙市、岳州、福州、三都澳开设日租界。清政府对此大感紧张,本属正常。不过,这一决策的背后也有翁同龢的暗中运作:他不希望张之洞进京。

    而张之洞同样不愿卷入中枢的政争,这道谕旨正中他的下怀。尽管按理来说,他应该在沙市事件处理完毕后再次北上,但希望就此不了了之。当时他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说:“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在外所办虽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他宁愿作为一名疆臣一点一滴地办事,也不肯站在高处不胜寒的政坛中心。

    随即,中枢人事在慈禧太后的操控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5月29日,恭亲王病故。6月15日,翁同龢被罢官。随后,直隶总督王文韶与户部尚书裕禄出任军机大臣。位高权重的翁师傅被贬出局,军机处班子重组,于是已经没有了再召张之洞进京的必要。于是,7月17日有旨,“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

     与此同时,百日维新已渐入高潮。康有为一派的激进言论与行动,引发了京城内外官员的普遍反感。而新入中枢的王文韶与裕禄的表现,却显得平庸无能,难以抵制康党的步步前进。由此,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度响起。从9月12日到9月22日,有七名官员奏请召张进京。然而,张之洞本人依然不想在这个敏感时期踏进政治风波的中心。

    在听说袁世凯准备向光绪帝建议让他入值军机处后,他连忙致电在北京的幕僚钱恂:“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话说得如此恳切,足见他对进京的忌惮。

    而慈禧太后同样没有采纳这些建议。事实证明,尽管张之洞一向颇得她的信任,但她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是直隶总督荣禄。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9月25日,荣禄奉旨进京,随即进入军机处,并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节制北洋各军,成为中枢新的台柱。

    张之洞终究还是没有进京。

    如果没有沙市事件,没有翁同龢的借题发挥,张之洞将在奕訢去世之前进京。他是一个各派政治势力都容易接受的人,本来可以在中枢发挥黏着剂的作用。《张文襄公事略》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指张之洞)入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然而事实却是,康有为等“群伦”在政变后非死即遁,分崩离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隔阂自此也几乎不可调和。

 

    杨锐之死

 

    戊戌变法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是六君子在菜市口的就义。他们洒下的鲜血,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了这场改革的夭折。这一幕,同样也是张之洞心头的痛。这是因为,六君子中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一般。

    杨锐,字叔峤,1857年生,四川绵竹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他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成为受业弟子。后来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又被邀为幕僚。 

    他当时有七十老母在堂,不便远行。为了让他安心来粤,张之洞特地致电四川布政使,请求将时任四川隆昌县教官的杨锐之兄杨聪调动以便奉养,由此可见对这位门生的器重。

    此后张之洞历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杨锐始终跟随左右。他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1895年3月底,他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

    “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大致相当于今天各省的“驻京办”,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当时,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杨锐进京之时,正值马关议和期间。他当时向张之洞传递的情报,主要围绕着条约的内容与相关的舆论。甲午战争结束后,他也长期在北京待了下去。张之洞为此向他提供了每月100两银的优厚津贴。

    戊戌变法展开之后,张之洞对京城政情的需求大大加码,杨锐肩上的担子也重了起来。

    正在此时,杨聪于7月23日病逝,杨锐打算回川奔丧。张之洞不希望杨锐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北京,几次力劝,杨锐尽管一时未动身,但行意甚坚。巧合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正在此时上奏保举人才。他是张之洞的同道友人,保举的名单中多有张的亲信部下,其中恰好包括杨锐。9月1日,杨锐受光绪帝召见,几天后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一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这个任命,正好替张之洞留住了杨锐,又让他进入政治中枢,可以接触更多情报。

    张之洞的心中,必定为此窃喜不已。然而不到一月,形势急转直下。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立即着手清洗她眼中的异己。“军机四卿”是光绪帝独断专行任命的,犯了她的大忌,结果一齐落网。23日早晨,杨锐尚未起床,便被闯进家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兵卒抓捕。次日下午,张之洞接到报告,如同五雷轰顶,马上指示京中的其他亲信查明详情,随即多方发电,托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中枢大员营救杨锐。在他看来,杨锐绝非康有为一党,又没有越轨的言行,只要分辨清楚,大概不难脱罪。他的行动也确实起到了成效,主审的庆亲王奕劻已有意为杨锐开脱。

    然而张之洞没有料到的是,9月28日清廷颁下一道谕旨,发布了对所谓“康党”的处置,“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不经审判,即行处斩,违背了清朝的法律程序。

    慈禧太后如此做,是担心列强干涉审判,因此干脆先下手为强。当天下午被处死的这六人,被后人合称为“戊戌六君子”。如果不是张之洞力阻杨锐奔丧,杨锐早已动身回川,避开了军机章京的任命,也避开了杀身之祸。

    接到噩耗的张之洞,在震惊悲痛之余,心头是否会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悔恨与自责?戊戌变法是一场体制内的改革,势必有体制内的重要政治力量参与或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在当时,张之洞或许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然而机缘巧合,让他在这场改革中多半位于看台而非舞台之上。

    茅海建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评论,以此为本文作结:
    “我个人以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也毫无疑问不是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具远见的政治家。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