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为古罗马之疑
发布时间:2007-5-28 浏览次数:3553

金宇飞


    [内容提要]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有关大秦国的名称、人种、产业、风俗、宗教等方面记载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与古罗马文献资料和欧洲史料做比较,两者之间存在有诸多难以解释之疑,由此而对大秦为古罗马之定论提出异议。

    [关键词]大秦,古罗马,罗马帝国,中国


    西域大秦国,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随后在《晋书》、《魏书》和《北史》中,都有记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晋书·四夷传》记载:
    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典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积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廪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有相同的记载: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硃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
    自《后汉书》,至《晋书》、《魏书》和《北史》,对西域大秦国的描述基本类似,表明了自东汉至北朝这五、六百年间,西域有一个大秦国。
    但自新旧唐书起,西域大秦国的记载出现了变化。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
    《宋史·外国传六》记载:“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明史·外国传七》记载:“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
    按新旧《唐书》记载,拂菻即古大秦,而拂菻通常被认为是东罗马拜占廷帝国,也被统称之为古罗马。至于《明史》更是明确表明:“拂菻,即汉大秦”,并且就是天主耶稣降生的地方。按基督教之耶稣生于今巴勒斯坦地区,其地曾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也是东罗马时期的境域,上千年以来确实是古罗马之地。因此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史籍中的西域大秦国就被中外学者认定为是罗马帝国,这一结论直到今天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接受[1]。
    此外,1623年在陕西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更使欧洲学者认为大秦就是罗马帝国[2]。
    虽然大秦为古罗马似乎早已成定论,然而大秦为古罗马一说仍然存在着诸多未解的疑问。
    1.名称之疑
    既然认为大秦为古罗马,则古罗马为何称之为大秦,就成了所有认为大秦为古罗马的学者所致力探索的一大工作。其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中国史籍中取证;另一是从古代语言中取证。
    《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于是,权威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词典》就这样来解释古罗马的大秦名称之来源:“当时中亚、北亚人习称中国为‘秦’,因其国势强盛,文物、制度堪与中国媲美,故呼之为大秦。”[3]
    如此解释让人如何理解?当初张骞出使西域,那已是公元前139年前后了,而《史记》中尚未记载有“大秦”,可当时中国已经是汉朝了。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无论从年代、疆域、人口、综合势力(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都无法与两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相比,且秦朝的西界是否到达河西走廊尚无确切的证据,而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的疆域就已经深入到中亚地区了,为何“当时”中亚、北亚人竟称中国为“秦”?况且张骞出使西域时,中亚、北亚人也不可能称其为秦国人!那么这个“当时”究竟是指哪个历史时期?秦汉时期,北亚大部分地区为匈奴征服,北亚人应当就是匈奴人或匈奴统治下的各族。匈奴与汉朝打交道,无论从哪方面,其深度和广度都远大于秦朝,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连匈奴也称中国为汉,称中国人为汉人(当时中国人也是自称汉人,此称谓一直延用至今)。那么北亚人究竟在何“当时”称中国为“秦”?至于中亚人,为何对相隔遥远、经历短暂又疆域不大的秦朝如此记忆深刻,对毗邻的强大汉朝却视而不见,而称汉朝及以后各朝的中国为秦呢?无论是北亚人还是中亚人,称中国为秦均毫无史实依据,中国历代史籍中也未见有中国被外域称之为秦的记载,相反却有称秦为外国(如西域的大秦国)的记载。更何况西域人向东指称中国为秦,向西指称古罗马为大秦,把东西端两个国家同称为秦国,岂有此可能?
    另有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代语言中,探寻大秦名称的来源,并且也提出了不少的假说,如:艾德金斯(J.Edkins)认为,中国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与秦朝一样迅速获得军事成功,征服其周围的国家,而将他们与秦朝相比,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大秦指称罗马,所以这个名称大概可以从班超时代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流行的某种语言中找到;藤田丰八认为,古代安息人称罗马及其东方领土为Dasina,意为“左”,左即西,Dasin去掉尾部的“a”即为Dasin,大秦即为Dasin之音转;岑仲勉认为:‘大秦’为‘西方’之音写,已无可疑;白鸟库吉极力否定藤田之说,认为无历史证据证明安息人或阿拉伯人称罗马帝国为Dasin。他认为汉代中国人决不以为世间其他国家优于中国,后闻知西极有一强国与中国不相上下,乃视之为中国之流裔。因当时中国人自称“汉”、“中国”与“秦”,故命名此国为“秦国”,此国人为“秦人”;张绪山通过考证其他中国古籍后认为,按中国古籍中的含义,大秦也可解作“远方之强悍国家”。[4]
    按《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的记载,大秦国因为“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即大秦之名称本不是中国人所起,然而大秦之名称与中国又确有关联。因此,试图从古代语言中探寻大秦名称的来源,不是很合理的研究方法。
    与中国一样,任何有关古罗马的历史或世界史,都没有表明古罗马曾自称为秦或被他称为秦,或其任何属地曾自称或被他称为秦的。相反,有古文献表明,古罗马人曾称秦为外国。
    公元一世纪,一位出生在埃及、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希腊人在其《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中写道:“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张绪山认为,这里的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5]
    在古罗马文献中也有秦国的记载,这就奇怪了:从不自称大秦的古罗马人,他们知道在其东面有一个秦国;而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就不再自称秦的中国人,在其史籍中记载了中国的西域有个大秦国;如今,古罗马文献中的秦国被解释成是指中国,而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国被解释成是指古罗马;两个都不自称为秦的国家——古罗马和古中国,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却互称对方为秦国或大秦国,这有多滑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与《南史·夷貊传上》中有段类似的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许永璋认为“秦伦在中国大约居住了十余年”[6],则秦伦必然在中国交际广泛。按这些记载,大秦来使或商人在中国,是完全认同中国人称其为大秦的。如果大秦为古罗马,那么这些古罗马人为何不告知中国人他们的罗马帝国的真正名称和读音,反而认同中国人称其为大秦?更何况“古罗马人称中国为秦国”,可他们到了被他们所称的秦国,反而被对方称之为大秦国人,岂不更滑稽。《后汉书》和《梁书》等史籍所记载的大秦来使和商人,真的是古罗马人吗?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一。

    2.人种之疑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秦国“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这些记载说明,大秦国人与中国人属同一种族。
     中国历代史籍对西域的人种记载历来比较详细,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自大宛以西……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汉书·西域传》中有“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魏书·西域传》中有“自高昌以西,诸国人多深目高鼻……”等特别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由此可见,《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国人有类中国”之记载,就是为了特别说明在大宛以西的这个大秦国,其人民不是《汉书·西域传》所述的深目多须髯之种族,而是与中国人为同一种族,即所谓记“其事异于先者”。《晋书·四夷传》记载的西域外国仅有三个:大宛国、康居国和大秦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须”,记载康居国“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所以《晋书·四夷传》记载的大秦国人“貌类中国人”,也是特别说明其与深目多须人种是不同的。
    对于大秦国人的人种,几乎所有认为大秦为古罗马的学者都避而不谈,惟有白鸟库吉稍微侧击了一下,他认为汉代中国人决不以为世间其他国家优于中国,后闻知西极有一强国与中国不相上下,乃视之为中国之流裔。因当时中国人自称“汉”、“中国”与“秦”,故命名此国为“秦国”,此国人为“秦人”。且当时中国人深信世界极东有仙境蓬莱与扶桑,极西有西王母,此中人颇为巨大。当闻知大秦国接近于西王母,所以推定此国人必长大平正,此国人既属秦人苗裔,容貌又似神仙,且长大过于常人,所以名之为“大秦”。故描述大秦国文物制度,极力以本国文物制度相比拟,极尽美化。“大秦”之“大”乃指该国人的身材高大。[7]
    虽然白鸟库吉的观点不一定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大家都回避大秦人种问题,反映出大多数学者对《后汉书》等史籍中对大秦国人种的记载,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关于大秦国人的人种,《后汉书》、《晋书》、《魏书》和《北史》等史籍皆认为是与中国人同一种族,这一记载的正确性理当不容怀疑。虽然甘英没有抵达大秦国,也可以说甘英未见到过大秦国人,不知大秦国人长什么模样。但大秦国人却是多次来到过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晋书·四夷传》大秦国条中记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梁书·诸夷传》与《南史·夷貊传上》中有段类似的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大秦国人那么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人那么多次面对面地打交道,甚至是跨越了好几个朝代,尤其是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孙权黄武五年(即公元226年)接见的大秦商人秦论,难道他们长得究竟是象中国人模样还是象深目高鼻之族,各朝各地的官员百姓都辨不清?《后汉书·西域传》既记载了“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一事,又记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难道都是胡写瞎记,难道这些大秦国人都是亚洲人冒充的?显然做这样的否定是不严肃的。惟有一种可能:大秦国人与中国人确实是同一种族,绝非史官们凭空杜撰和想象出来的。
    因此,中国史籍有关大秦国人种的记载应当是准确和可信的,大秦国的人种应当是与汉人同一种族,而非深目高鼻之族。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二。

    3.产业之疑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虫、田”。这些记载表明,大秦国有蚕桑之业。而且按这样记载的表述方式,蚕桑之业还是大秦国的主要经济。
    大秦国自东汉时起就有蚕桑之业,并且还是大秦国的主要经济产业,那么这个大秦国还可能是罗马帝国吗?无论是罗马帝国本土,还是其属地(诸如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或埃及地区),是否存在这样的历史史实呢?
    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的第四章《偷运来的蚕》中详细地描绘了罗马帝国获取蚕桑技术的过程:“据普罗柯匹乌斯说:由印度人的国土来的几位僧侣听说查士丁尼在丝绸贸易上的困境以及他希望摆脱中间商的剥削,于是就来到宫廷并准备把蚕卵偷运到帝国来,把蚕卵孵化成蚕,从而使新罗马能自己生产丝。他们说他们曾长期生活在一个有着印度各民族很多人的国家里,那个国家叫Serinda。他们在那里曾学会了全部的养蚕技术。皇帝答应给以足够的报酬以后,他们就回到印度,从那里把蚕卵偷运出来,然后着手孵化成蚕,把蚕放养在桑叶上。提奥法尼斯对同一事件做了略为不同的叙述。据他说,偷运蚕卵的是某一波斯人,蚕卵是由丝国人的国家运来的,藏在一根空心的棒里,大概是一根竹竿里”。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罗马帝国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时期),才获得蚕桑技术。[8]
    公元6世纪,是罗马帝国获得蚕桑技术的时间,在这之后罗马帝国才逐渐开始发展丝绸产业。
    就大秦国有蚕桑之业而言,大秦怎能与古罗马划上等号。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三。

    4.风俗之疑
    《晋书·四夷传》记载大秦国“有官曹薄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
    大秦国“文字习胡”和“胡服”,表明了大秦国的风俗为胡俗。《晋书·四夷传》认为,匈奴等北方民族皆统称为胡,而匈奴等北方民族的风俗,则被汉人统称之为胡俗。
    对于大秦国的风俗,未见任何学者有相关的探讨和见解。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西域的风俗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匈奴同俗,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等国;另一类是与匈奴有不同的风俗,有大宛、大夏、安息等国。《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基本一致。《晋书·四夷传》记载的西域外国仅有三个:大宛国、康居国和大秦国。《晋书·四夷传》记载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记载康居国“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显然,大秦国的风俗与大宛等国的风俗不是同类,大秦国的风俗就是胡俗,也就是与中国北方非汉族的风俗相同。
    《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为何《晋书》称大秦国为胡俗,而《魏书》和《北史》称大秦国之俗“拟仪中国”呢?《魏书》和《北史》皆为北朝之史籍,其时的中国北方大地,其历朝统治者大多是非汉族的北方民族,也就是汉人所称的胡人,如北魏的统治者就是北方的鲜卑族。按《魏书·帝纪第一》记载,北魏的统治者自称黄帝之后裔,自认是中国人,更何况他们本身也是中国的统治者。如此,鲜卑族以及北方各民族的风俗,在汉人眼里是胡俗,而在鲜卑人眼里自然是中国风俗了。所以,由“胡人”记录的《魏书》和《北史》史料,称大秦国之俗“拟仪中国”,也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表明了大秦国与鲜卑族的风俗是相同的,也就是《晋书》所记载的胡俗。因此可以说《晋书》、《魏书》和《北史》等史籍对大秦国风俗的记载是一致的,都明确表明了大秦国的风俗与中国北方的胡俗雷同。
    按《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等的记载,乌孙、月氏等民族,其先都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匈奴相邻,故他们在风俗上相一致也是有历史渊源的。而大宛、大夏、安息等国,其地曾为古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征服,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大规模地屠杀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之后,向这些地区大批地移民,建成了众多的古希腊人的殖民地[9],使这些地区希腊化了。因此,大宛、大夏、安息等地区的民族风俗,应当是更接近于古希腊的风俗;而与匈奴风俗不同,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对于兴起于欧亚大陆西端的古罗马而言,其东与古希腊相邻,后征服古希腊向东扩展。那么古罗马的风俗应当与古希腊的风俗最为接近,或与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风俗相近;而与相隔最遥远、兴起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匈奴,无论从历史之渊源、还是地理之遥远等各方面,都难以解释古罗马与匈奴竟会有相同的风俗。
    大秦国的风俗为胡俗,与古罗马的风俗相去甚远。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四。

    5.宗教之疑
    1623年,陕西发现了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成了大秦就是古罗马的重要物证。
    何为景教?按《辞海》的权威注释,即“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10]另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辞海》等的权威注释,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是“基督教的一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起初,431年以弗所会议和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先后谴责聂斯脱利及其教义,随后这个派别就脱离正教会而另立门户。”[11]聂斯脱利的教义被东罗马皇帝和西派教会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其信徒逃往波斯,得波斯王支持,于5世纪末成立独立教会。”[12]“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开始在长安(今西安)传教建寺;后向其他各地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3]
    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帝国是什么关系?两者是“正义”与“异端”的关系,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关系。自从聂斯脱利派被判为异端后,东罗马帝国境内不可能再有聂斯脱利派信徒的容身之地了,聂斯脱利派也只有在波斯等外国才能找到一线生机。而自从成立独立教会后,聂斯脱利派也不大可能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发展信徒。因此,自431年或451年东罗马帝国境内的聂斯脱利派信徒被全面禁止后,聂斯脱利派的信徒中不会再有东罗马人了,如果有少许,他们也是东罗马正教的“异端”,而不可能再自称是东罗马人。同样,被东罗马正教和罗马西派教会判为“异端”和全面禁止的聂斯脱利派,尤其是在成立了独立教会后,是不可能再自作多情地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的。到了635年,即相距451年已有一百多年了,这时还有几个聂斯脱利派信徒(信徒中必定是波斯人居多而绝无东罗马人)会认同自己的宗教是东罗马的,何况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正教和西派教会有着世仇,又波斯与东罗马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就在627年波斯人还大败给了东罗马人[14],如果这前后还有聂斯脱利派信徒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那简直是太不可思义了。既然在635年,波斯的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还是敌对的,而到了781年,与东罗马敌对或毫无关系的聂斯脱利派信徒竟又自称为东罗马聂斯脱利派或罗马聂斯脱利派,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把景教徒自称的景教或大秦景教,解释成等同于自称东罗马或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即认为聂斯脱利派信徒会把自己的教派称之为东罗马或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决不符合历史。
    这是大秦为古罗马之疑之五。

    6.大秦之迷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四》至那仆底国条中记述:“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在《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中,玄奘记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显然,这段记述与至那仆底国条中的那段记述是相似的,指的是同一事件。在这里,唐玄奘以亲眼所见记述了质子之画像的容貌服饰颇同中夏,从而进一步证实至那仆底国人之言不假,其先王是来自于东土。
    这个奇怪的至那仆底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中记述了玄奘与戒日王的一段对话,有助于理解至那仆底国的情况:“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与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所说的“秦王天子”,就是秦始皇,“至那”就是秦。所以,至那仆底国,就是一个叫秦的国家,其先王来自于东土,并且可能与秦始皇有瓜葛。从这段对话中还可以知道,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至公元七世纪还停留在秦始皇时代,为何会如此呢?这表明印度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譬如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至于印度人对于秦始皇的了解很可能与至那仆底国有关,可能正是那个至那仆底国的先王,给印度各国带来了有关秦始皇的故事,这也就是印度为何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把中国当作秦国之缘故了。
    这里又冒出一个叫秦的国家,并且还是在印度境内。不过,这个印度境内的秦国只能称之为小秦国,因为建立此秦国的先王只是一个质子,而先王的母国才是大秦国呢。那么,至那仆底国先王的母国在哪里呢?
    按《大唐西域记》的记述,至那仆底国先王是个质子,生活在迦腻色迦王时代。这就是说,在迦腻色迦王时代,贵霜王国曾与一个叫秦的国家打过交道,并且接受和宽待了秦国的质子,后来这个质子就没有再回去,而留在印度建立了玄奘所见的至那仆底国(也叫秦国)。这一事件与秦始皇的父亲被作为质子之事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这次事件发生在印度而已。
    迦腻色迦王,是贵霜王国中最有名望的国王之一,其时的贵霜王国疆域达到最大[15]。迦腻色迦王在位的具体年代尚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在公元一至二世纪这一、二百年间,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异议。
    几乎是在迦腻色迦王同时期(即公元一至二世纪),也就是迦腻色迦王与秦国打交道又扣留秦国质子的同时期,古罗马人在其东面发现了一个秦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期,中国的西域出现了一个大秦国。那么与迦腻色迦王打交道秦国究竟是哪个呢?是罗马帝国吗?未见古罗马文献记载过此事,何况质子可是中国人模样。是中国秦朝吗?在当时,秦朝在中国已被灭了二三百年了。是中国汉朝吗?一不见中国史籍记载过此事,二此时的中国已不叫秦国。看来都不是。
    与迦腻色迦王打交道的这个秦国,既不是中国(汉朝),也不是罗马帝国,这个秦国究竟是哪个国家呢?可能正是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西域大秦国,也可能正是古罗马文献中所提到的东方秦国。这个秦国应当位于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大约在迦腻色迦王时代的贵霜王国疆域附近,或在其境外,也可能在其境内,其位置应在迦腻色迦王干戈所能及之范围。按中国历代史籍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这个秦国其人貌同中国人、风俗为胡俗、崇拜秦始皇、还有蚕桑之业,可推测这个秦国可能是秦人后裔迁徙至西域所建。《史记·六国年表》中有“今秦杂戎翟之俗”之句,表明了秦人(当指陕甘地区秦国故地一带的秦人)很早就已经“染”上了胡俗。因此,大秦国极有可能是秦人西迁所建。如果大秦国真的是另有其国,那么诸多可疑就能圆满解说了,也就不存在古罗马和古中国互称对方为秦国之景象了。
   

    7.拂菻之迷
    拂菻,或拂林,最早见于《北史》。在《北史·铁勒传》中,只是提到拂菻与铁勒诸部中最西端的几个部相邻。在新旧《唐书》中,拂菻均被认为就是大秦。而在《明史》中,拂菻是天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从而明确了拂菻与拜占廷或古罗马的关系。
    那么,新旧《唐书》记载的拂菻,真的是指古罗马或东罗马拜占廷吗?
    1909年端方在《陶斋藏石记》中刊布了阿罗憾墓志的录文。墓志讲述了主人公阿罗憾是一位波斯国大酋长,显庆(656-660)年中,被高宗皇帝委任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等生前事迹[16]。马小鹤认为,墓志中提到的拂林并非是指拜占廷,而可能是指吐火罗[17]。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墓志中提到的拂林是指拜占廷,那么墓主人所谓“于拂林西界立碑”、“诸国肃清,于今无事”诸功,则决非是史实,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唐朝皇帝的器重。
    因此,至少在唐朝初期,拂菻不是指拜占廷,而是西域某国或某地区的称法。如此,墓志中“拂林国诸蕃”的提法就容易理解了。
    而新旧《唐书》所记载的拂菻,可能是古大秦,但却不是指拜占廷,则大秦并非是拜占廷。
    至于拂菻何时开始又被指拜占廷,尚难断言,但《宋史》的记载可作一证。
    《宋史·外国传》记载:“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元佑六年,其使两至。”
    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宋史》所记载的拂菻国国情应当是在这个时间之前的事,而此时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其实早已是今不如昔了。早在公元636年和641年,东罗马就两次被刚兴起的阿拉伯人击败,先后失去了自叙利亚至地中海南岸等大片领土[18],仅存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实力已大为减弱。1071年,东罗马又被新兴的塞尔柱人彻底击败,东罗马皇帝也被俘,拜占廷帝国不仅又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大半部分,还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分裂,并由此迅速走向衰亡[19]。《宋史》所记载的拂菻,就其时间、地理和国情来看,与仅存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又处于分裂状态的东罗马晚期的情形非常吻合。《宋史》中记载的那位拂菻国王灭力伊灵改撒,可能是篾力亚历克塞之不同音译。篾力,在十四世纪波斯人拉施特的著作《史集》一书中是指相当于诸侯地位的国王,拉施特称十三世纪时的拜占廷为内鲁木,称其民为希腊人,并称被天主教徒征服后的拜占廷城地方长官为篾力[20]。因此,篾力亚历克塞,其义即诸侯王亚历克塞,或亚历克塞王。拜占廷曾有著名国王亚历克塞一世,于公元1081年至1118年在位[21],与《宋史》记载的年代相近,亚历克塞可能就是《宋史》中的灭力伊灵改撒。如果《宋史》中的拂菻国王灭力伊灵改撒,与拜占廷国王亚历克塞一世是同一人的话,那么《宋史》所记载的这位亚历克塞一世,其时可能尚未成为拜占廷国王,而仅是处于分裂时期的东罗马拜占廷中一诸侯小国之君。
    另外,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有“塞尔柱系的散札儿·伊宾·灭里沙”、“塞尔柱王朝的马合谋·…·伊宾·灭里沙”等国王姓名[22]。则《宋史》记载的拂菻国东南的灭力沙,也可能就是《史集》中的灭里沙,应当是指塞尔柱人的国家,也许这里是专指占据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个塞尔柱人的诸侯国。而西大食大概是指遍布中西亚地区的穆斯林世界,可能是把当时徒有虚名的阿拨斯王朝,真正的统治者塞尔柱王朝、萨曼王朝以及各穆斯林诸侯国等都包括在了其中。
    可以确认,《宋史》记载的拂菻,确实是指东罗马拜占廷帝国。但这个拜占廷从未向中国朝贡过,即从未与中国有过直接往来。这反而旁证了上述的论点:新旧《唐书》所提到的拂菻,并非是指拜占廷。
    《明史·外国传七》记载:“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
    显然,《明史》与《宋史》的记载完全相反。《明史》认为,拂菻自汉朝起,就与中国直接往来了。这一不同的记载表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即《明史》和《宋史》所处的时代不同。宋朝时期,是与拜占廷帝国晚期处于同时期,因此把拜占廷记载为拂菻国,具有现实的素材。而当1368年明朝建立时,拜占廷帝国早在1299年以前就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亡,因此有关拂菻的史料,只能翻阅新旧《唐书》来补充了,然而《明史》作者却不清楚新旧《唐书》记载的拂菻,其实并非是指拜占廷,也许还以为《宋史》作者未曾读过新旧《唐书》呢。
    其实《宋史·外国传》在拂菻条后的大食条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太宗因问其国,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今本国所管之民才及数千,有都城介山海间。’”此对言的时间是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这个“民才及数千”又被大秦国统属的大食国,显然不可能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阿拨斯王朝,仅可能是阿拉伯诸国之一,或者是某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小国,只是都被统称之为大食而已。《宋史》在这里提到了大秦国,但《宋史》却并未指明这个大秦即前面提到的拂菻。由此可见,《宋史》对大秦和拂菻是很明确地区分为二的,即有一个大秦国,另有一个拂菻国,拂菻并非古大秦,因为古大秦现在还在,仍叫大秦国。
    现在清楚了,新旧《唐书》记载的拂菻,又称大秦,但并非是指拜占廷;《宋史》记载的拂菻,确实是指拜占廷,但却不是大秦;而《明史》,则把新旧《唐书》记载的拂菻,与《宋史》记载的拂菻混为一体,经过拜占廷是拂菻,拂菻是大秦,到拜占廷是大秦的演绎,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大秦为古罗马的千古疑案。
    再回过来看阿罗憾墓志,阿罗憾作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最后是完成使命,“诸国肃清,于今无事”。所谓“诸国肃清”,也就是指西域诸国归顺了唐朝。西域诸国归顺唐朝后,唐朝将西域分为十六都督州府,由安西都护府统辖。《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在新旧《唐书》中,都记载了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中有个奇沙州都督府,其下设二州:沛隶州,大秦州。这个大秦州隐含了怎样的内情呢?按《新唐书·地理志七》记载:“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即表明了唐朝西域十六都督州府的这些府、州,基本上就是原来的西域诸国和属部,如波斯国就被设置为波斯都督府。这个大秦州是否就是那个西域大秦国?大秦国是否与“拂林国诸蕃”等西域诸国一样,都被纳入了唐朝版图之中,而成为了唐西域府辖下的众州府之一了呢?如果这是史实的话,那么就可证实大秦国真的是在中亚和西亚一带。而明朝及以后再也未见大秦国,则大秦国极有可能最后是被征服过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所灭。

    8.结语
    古罗马从不自称秦国,中国也不自称秦国(周以前和汉以后)。然而古罗马文献中的秦国被解释成是中国,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国被解释成是古罗马,从而出现了两个不自称秦的国家——即古罗马和古中国,却互称对方为秦国的滑稽景象。
    《后汉书》、《晋书》、《魏书》和《北史》等明确记载大秦国:其人种类同中国;其产业有蚕桑之业;其风俗为胡俗。这些有关大秦国情的记载,与古罗马毫无相同之处。
    景教是以波斯为基地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与东罗马正教和罗马西派教会一直是势不两立,又波斯与东罗马也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景教徒不太可能在自己的教派名称前冠上东罗马或罗马字样,即大秦景教不可能是东罗马景教或罗马景教!
    因此,从大秦国的名称、人种、产业、风俗、宗教等多方面分析,都与古罗马的情形有较大差异。
    此外,拂菻(拂林)之名在唐朝时,也并非是指或专指东罗马拜占廷帝国。
    如此诸多的可疑之处,显示出大秦并非是古罗马,大秦可能是另有其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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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第1版,101-102页。
 
本文转自《欧亚学研究》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6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