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进行曲
发布时间:2007-7-9 浏览次数:4220

 


题目:抗日救亡进行曲
作者:徐焰 马祥林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05年第9期,第40~42页
    “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这首《救亡进行曲》,是那个热血和激情燃烧时代的生动写照。当时面对大众的嗟叹、目睹国土的沦丧,有血性的文艺家们同全国4亿同胞一同奋起,拿起了手中的笔,弹起了怀中琴,鼓起了响亮的喉咙。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近代中国文艺创作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正是抗战的激情催动着国内艺术家们投身于救亡斗争,从而谱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诗以言志


    诗以言志,音乃心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亡国危机唤醒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民族意识,此前社会上盛行的靡靡之音和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很快被呼唤救亡的创作所压倒。在诗词、电影和歌曲中,要求抗战的激情呐喊成为主旋律。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国内上演。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害怕“友邦惊诧”影响“睦邻”,审查片子时只许含糊地提出“打倒敌人”而不能直呼日本之国名,然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却明白地向百万观众说明了内含的寓意。后来人们或许记不清电影的情节,但《义勇军进行曲》却刻骨铭心,并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这首歌在战争中还流传到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国务院在联合国庆祝胜利日安排演奏的各国音乐中,也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曲目。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又成为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奋进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都是共产党员。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来追捕,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后就被抓进监狱。夏衍将歌词交给聂耳,这位年仅24岁的音乐家,带着满腔激愤用2天便谱写了初稿。为了躲避当局追捕,聂耳于1935年4月中旬启程去苏联。途经敌国日本时,他又深切感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磨刀霍霍,这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最终完成谱曲并寄回国内。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将田汉的原词做了修改,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又根据旋律的需要在词尾之后加上了“前进,进!”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军第29军进攻,国内文艺工作者迅速创作出一批鼓动抗敌的作品。事变3天后,音乐家麦新便创作出著名的《大刀进行曲》。随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便响彻在全国军民之中。
    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也为抗战奔走,拍下了新闻纪录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空军战绩》《卢沟桥事变》《华北是我们的》和故事片《中华儿女》《风雪太行山》等。这些影片还为抗日歌曲插上了传播的翅膀,《风雪太行山》中由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便成了著名抗日歌曲流传全国,并成为永世不朽的名作。


空前团结


    在旧中国,文人相轻是历来的传统,艺术界门户之见和流派冲突更是势同水火。抗战开始后,民族危亡使不甘做亡国奴的文艺工作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大家一致为救亡而努力工作。
    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首席代表、国民政府委任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为促进当时文艺界的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末,他来到武汉,很快将来自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其余则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名誉理事中包括国共两党要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45位文坛巨擘或青年才俊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理事的名单中。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延安也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其下属组织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名气最大。
    在国统区,文豪郭沫若直接领导着文艺抗敌活动,影响最大的又是演剧队的活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血祭上海》《台儿庄》《八百壮士》等剧目,一时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主要代表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政治气氛趋于沉闷。当局对文艺作品进行种种无理审查,作品中出现“祖国”“人民”都被强令改为“国家”“国民”。有些艺术家便另辟蹊径,借古讽今。如作家欧阳予倩将《桃花扇》传奇改编为新戏剧,暗讽上层人士的民族气节不如秦淮歌女。皖南事变后,郭沫若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连写6部历史剧,以剧中人的口气痛斥卖国奸臣陷害忠良。
    在革命圣地延安,尽管连一架钢琴都没有,仍然有来自海内外的大批知识分子奔赴这里。1939年3月,词作家光未然、音乐家冼星海合作推出了《黄河大合唱》,堪称一部民族史诗。这一合唱的旋律中澎湃的战斗情绪,如同黄河的滚滚流水和起伏的波涛,众多的干部和学生们正是唱着“风在吼,马在叫”,离开延安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回归民众


    抗日战争是中国亿万民众的事业,艺术家只有走出过去自我封闭的“象牙之塔”,为战斗生产的主力工农兵服务,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1942年5月,毛泽东在了解了文艺界的情况后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而为创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条件艰苦的各解放区,诗人们走向民间,以短小精悍的街头诗和朗诵诗作为鼓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口号是:“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在各种群众集会上,都散发红红绿绿的诗传单,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中也常用诗传单形式制成宣传品。
    在农村根据地,抗日文艺工作者还根据群众的欣赏习惯,创作了不少受老百姓欢迎的通俗剧目,《白毛女》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作。鲁迅艺术学院在改良旧秧歌时剔除了男女调情成分,创作出了《兄妹开荒》等号召人们开荒生产、支援前线的作品。当时华山在《鸡毛信》中塑造的放羊娃海娃,管桦在《雨来没有死》中塑造的雨来,方冰作词的《歌唱英雄王二小》中的王二小,都是抗日小英雄的形象,他们栩栩如生的性格表现,至今为人们耳熟能详。
    纷飞的战火中,文艺界献给民族解放祭坛的不仅是呐喊,还有鲜血和生命。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名记者丘东平,便在1941年日军进攻苏北根据地时为掩护学生撤退而献出了生命。还有蒋弼、高咏、蒲风、陆蠡、陈辉、郁达夫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或牺牲在抗战前线,或被日寇残杀于它乡。《渔光曲》曲作者任光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里。冲上来的国民党军喝问:“你是新四军什么官?”任光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渔光曲》的作者……”听到这话,国民党兵也摘下了帽子,向他默立致哀,因为当时国人都唱他创作的名曲——“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回顾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他们在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创作水平,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