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青山何以成大学——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三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三月上，第69～73页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怎么才能学会打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将帅，多数都戏称自己是在“青山大学”学习的。什么是“青山大学”？我们觉得应该是敌我兵力悬殊的山乡和农村。不错，打仗没有什么一定之法，能打赢就是好方法。当然，这需要对形势的准确判断，需要直面失败的勇气，更需要不断总结的智慧。 正面对抗屡遭败绩 1927年到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烽火遍地英勇悲壮，但几乎都是失败的记录。起义连连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主观原因则在于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中那种攻城略地的正规战打法，面对掌握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只知道硬打硬拼。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只有1.3万人，他们在江西会昌遭遇了由广东前来拦截的敌3个师约1.6万人，拦截部队是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及一些桂军，兵员和弹药充足。面对强敌，起义军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的教范正面硬打（尤其是叶挺部队在北伐时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战术著称），虽然击溃了敌人，但也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员，部队进入广东时只剩下1.1万人。进入广东后他们首先占领了三河坝，在当地留下第25师周士第部约3000人由朱德指挥防守，主力8000多人顺韩江直下，于9月23日进驻潮州，次日进驻汕头。此时，国民党已向前线调集了6个师3万多人，装备也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双方摆开“堂堂之阵”。由于会昌作战的消耗，起义部队每支枪只剩下三四十发子弹，打硬仗明显不利于己，前线指挥叶挺提出：“形势实至万分险恶，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枪支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但其他负责同志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叶挺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贺龙率主力6000余人首先向敌出击。虽然部队靠着英勇，一度打退多于自己两倍的敌人，但子弹却消耗殆尽，只能后撤。这一次硬仗，让昔日的“铁军”耗尽了力量，连撤退都无法很好地组织，以致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若不是危急关头朱德、陈毅及时带走800余人的剩余力量，部队无疑会全部覆没。
再看广州起义。当时起义部队采取的战术是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面对3个师敌军的反扑，最终阵地被突破，只有教导团突围。但从广州退出来的教导团余部，同样不懂正规战之外的打法，仍是硬打硬拼，继续攻县城和地主的炮楼，结果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就只剩几百人退到山里打游击。又因为他们多不是本地人，不会讲粤语，同当地老百姓很难沟通，随后只好乘船离开。秋收起义开始同样也是硬打硬拼。他们向湖南东部的平江、浏阳、醴陵县城发起全面攻击时，虽然乘敌措手不及都得到胜利，但湖南军阀组织了2个师实施反击后，起义部队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霄山中段，才把剩下的队伍带到井冈山。
面对全国范围的起义一再失败，当时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拟制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而擅长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缭绕的井冈山上，专心致志地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 毛泽东的不二过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大败仗”，应该是指1928年5月湘南起义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的“八月失败”。
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拥来十分不满，曾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写到：“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随即军委决定，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础又不好，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后来，红四军第7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这是不对的。”吸取了湘南农军返乡失败的教训，同年8月毛泽东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回忆，陈毅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同他谈到这两次返回湘南的教训，曾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通过10年内战，毛泽东驾驭指挥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但是，毛泽东本人却从不回避这期间他指挥过的败仗。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他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4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得不理想，并不是多么大的失利。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19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南雄战斗，是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溃广东军阀陈济棠的20个团，但因兵力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茅台之战，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中央红军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也把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口圩这两仗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正是这种认真对待过错，力求不二过的态度，让毛泽东打一仗进一步，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 英雄所见略同 不二过不仅让毛泽东打一仗进一步，更让他和他的同志们总结出许多经典的作战原则，如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有的历史作品或历史当事人，认为是朱德最早提出了“十六字诀”的内容，也有人说在当时万安县委书记的报告中最早发现了这些文字。其实，在毛泽东、朱德等人天天一同战斗，遇事共同商讨的情况下，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应该说这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六字诀”文字虽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总体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利用民众和地形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作战，达到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目的。1929年4月5日，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主要负责人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曾汇报过这一经验，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后，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向全国红军予以推广。中共中央将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报告转发给贺龙、湘鄂西前委和四川省委时，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随后，鄂豫皖、湘鄂西、鄂西南、赣东北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提出了反映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争原则。
湘鄂西的洪湖根据地面对敌人大举“清剿”，早在1928年6月就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20日，在位于大别山区的鄂豫边党委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结红十一军2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由徐向前等人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对红军的游击战术提出了7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首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然后采取突袭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湘鄂赣根据地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在游击战争中也提出，作战要“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彼合我散，彼散我合，虚张声势，避实击虚，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等。赣东北根据地的方志敏领导红军反“进剿”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去就跑。”
纵观各根据地红军的游击战术，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红军运用了这种独特的战略战术后，果然使数量、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强敌无可奈何。当时，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兴奋地说：“……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战争实践检验领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战争时期，战绩就是检验指挥员水平的最基本标准。毛泽东能在党内受到拥戴，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作战指挥比别人高明。
1930年秋天，蒋介石取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胜利后，便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视为头号敌人，开始对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发起“围剿”。得知国民党要“围剿”的消息，有些人主张外出迎敌，毛泽东却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先向根据地内部撤退，待敌军深入后再寻找其弱点予以歼灭，果然首战歼灭敌军一个师9000人，俘虏了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随后在追击中又歼敌半个师5000人，其余敌军狼狈撤退。
折了一个多师，蒋介石恼羞成怒，随即调集20万大军（仍全是杂牌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经战斗减员只剩3万多人，能否战胜6倍于己的敌人成了疑问。此时，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奉命来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工作。他当时不懂军事，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重兵“围剿”，只能机械地引用斯大林的话：“如果能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他认为红军应远走四川，放弃中央根据地。
广州起义失败后，苏联领导人也看到中国革命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但去四川只是他们从主观想象出发提的建议。1928年6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甚至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你们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都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这种古代流寇做法和去四川一样，都是想当然，在具体实际面前显得很可笑。但当时斯大林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项英引用他的话毛泽东就不好驳斥，两个人争论了1个月也没有定论，国民党大军已全面展开进攻，毛泽东见不能再争辩下去，便下令在当地利用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作战。红军采用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力针，连打了5次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作战胜利，也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7月自任总司令，以嫡系部队打头阵，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六战五捷，击毙、击伤、俘虏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此后，红一方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这个全国最高革命政权的主席。不过，从1931年秋毛泽东便不再主管军队。 让“图上作业家”走开 博古（秦邦宪）年仅24岁便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他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实际经验，便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个懂军事的人来辅助他。1933年，临时中央秘密搬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不久便请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到瑞金担任顾问。李德在中国是搞情报工作的，过去也没有指挥军队的经历，只能生硬地引用外国军事家的教条，被许多干部批评为“图上作业家”。1933年夏天，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李德否定了红军过去的战略战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采取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硬打硬拼一年不但无法打破敌人的围攻，根据地还越打越小。1934年9月，中央苏区原来的21个县只剩下7个县，横直不过百余里。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形容说，“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这时，蒋介石又制订了“铁桶计划”，决定在苏区剩余地区四面筑好碉堡，然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
危急关头，临时中央通过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使其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8.6万人突围西征。长征开始时，李德仍然是依靠地图指挥。11月下旬，中央军委下令抢渡湘江，红军损失3万余人，加之此前突围时已经损失了2万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进入贵州。这让部队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周恩来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此后，1935年1月至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稼祥的协助下，指挥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疲惫。当时，滇军说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课，这些讲稿后来整理出来，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红军3个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大都轮流去听毛泽东等人授课。他们身经百战，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在红军大学集中精力地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再同亲身经历的实际相对照、相结合后，很快就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明白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怎么打仗。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在“青山大学”里完全学会了怎么打仗。所以，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