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占东北——徐焰军史再解读之八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八月上，第80～84页
20世纪上半叶，东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日本侵占东北14年间又大量投资，并利用中国劳工的血汗建设起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抗战胜利时，东北是全国唯一的粮食自给有余的大区，其工业产品更是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清楚，谁占了东北，谁就会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怎么占有，却各有各的方法。国民党靠着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犹豫占尽便宜；共产党呢？占了一个“先”字，再就是自身的坚韧和灵活。就是靠着这些，共产党赢得了东北，并提前解放了全中国。 秘密抢先机 日本投降前，美国便看到了东北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重要地位。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同斯大林做交易，使苏联在获得重要权益后同意将整个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1945年6月，得到苏联将要出兵东北的通知后，蒋介石依然担心苏军占领东北后会将当地交给中共，于是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在美国帮助下，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下简称中苏条约），这一条约说白了就是“外蒙换东北”：苏联红军在战争结束3个月内撤出东北，将当地交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权。
1945年8月中下旬，百万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蒋介石因为有中苏条约，在夺取东北上算是抢先了一步，可是他的军队在抗战时远逃大西南，一时鞭长莫及。与之不同的是，中共虽然没有条约保障，但八路军却在东北边缘区建立了根据地，可以在争夺东北时捷足先登。
8月29日，即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第二天，代理主席职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开会研究了东北形势。会后，中共中央通知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消息。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则越快越好。当日，八路军山东军区作为侦察分队派出的一个营，到达辽东半岛的庄河县，这个营很快发现，当地伪政权崩溃，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向大连前进时与苏军相遇，在说明自己八路军的身份后，一名苏军少将很热情地与他们进行了“非正式接洽”，说明苏军在东北只占各城市，至于其他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带队的吕其恩等听到这一表态，立即乘船赶回胶东，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报告。
9月4日，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与苏军配合占领山海关，然后乘火车进入锦州，并于9月6日进入沈阳。部队到达后，感到意外的苏军将八路军堵在车站，傍晚才勉强同意进驻城郊。第二天，苏军驻沈阳的首长却突然邀请八路军指挥员见面，见面时，他们以“同志”相称，说斯大林来了电报，并表示愿秘密提供帮助，还允许八路军成立沈阳卫戍司令部。苏军的这一态度，表明斯大林考虑到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出于对抗美蒋的国际战略格局需要，也应当秘密给予中共一些支持。苏军说明不反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却要求不公开打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号，这是在表面上遵守中苏条约的约定。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决定用隐蔽的方式秘密进军东北，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样既给了苏联以默许的理由，同时也抢占了先机。 “还赚九寸” 1945年9月14日，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苏联飞机，飞机是从沈阳来的，来人是八路军冀东分区负责人曾克林，以及一位苏军上校。上校奉命向朱德总司令转达苏军驻东北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通知，表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同时提出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曾克林也向中央报告了进入沈阳时的困难，以及苏军的两面态度。刘少奇、朱德马上向苏军的代表说明，中共军队可以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这得到了对方默许。为了便于领导，中央当天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陈云任副书记，东北局主要成员随苏军上校带来的飞机飞往沈阳。
苏军上校的到来，令中共中央极为振奋。9月15日，刘少奇在党内电报中就称“此真千载一时之机”。鉴于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若去电请示，电文往返和密码翻译还需要时间，于是刘少奇本着先行动，再请示的精神，先向党内下达了进军东北的指示，再致电重庆报告毛泽东。刘少奇要求部队进入东北时要隐蔽身份，特别指出：“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途中如万一遇美军盘查，军队可坚称向冀热辽军区之乐亭与山海关之间某地进发；便衣可坚称难民回东北。”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北进，南方势必就要收缩，把部队从江南北撤，填补山东部队北上留下的空缺。从9月15日至18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调整了全国的战略部署，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对于刘少奇在历史紧要关头代表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马上表示赞同，同时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主动提出可让出南方八块解放区，以显示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
对于这次让步，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向干部作报告时解释说：“长江以南各个解放区，不让也得让，争也争不到，何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算总账，没有蚀本，没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赚九寸。”
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正式制定了概括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向北发展的中心是全力争夺东北，向南防御则是阻击国民党军北进。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这一通知中，还以豪迈的语言宣称：“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有了东北就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又一个长征” 9月底，当山东和冀察的八路军靠着徒步及乘木船艰难地“闯关东”时，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强调“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斗争有决定作用”。原先从延安派往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在途中大都接到新命令，立即折向东北前进。中央准备派到山东任司令员的林彪走到河南时被要求转向东北，中国共产党七大选出的50多名中央委员，有20名被派往东北。
八路军抢先进入东北时，国民党政府也同苏联接洽接收。由于战后美苏处于对立状态，苏联提出美国飞机军舰不得进入东北，国民党自己又没有大型运输机和舰只，开始便想通过走陆路接收。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华北傅作义部沿平绥铁路东进，河南的孙连仲部沿平汉铁路北进，江淮国民党军则沿津浦铁路北进，三路的目标都是打通到达东北的铁路。
中共中央要求“向北发展”的同时强调“向南防御”的战略，正是为了封堵国民党军向东北进军的陆上通路，从1945年10月起发起了3场战役：聂荣臻、贺龙指挥部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把傅作义部队从张家口以西打回到绥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平汉战役，在邯郸附近一举歼敌7万多人，取得自卫战争开始后的最大一次胜利，使豫北的国民党军狼狈南逃，窜入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也不敢北上；陈毅指挥新四军江南北上的部队和山东八路军留守部队发起津浦战役，一举控制津浦铁路沿线几百里。这3仗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想从陆路调兵进入东北的道路全部被堵死。
国民党当局见陆路走不通，根据中苏条约，又提出以飞机运送官员到东北各城市“接收主权”，马上得到苏军“欢迎”。不过，国民党当局要求派兵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内地，却被苏军以“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不能进入军队”为由拒绝。苏军起初允许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却把港口让给先赶到的八路军设防。当国民党的2个军乘坐美国登陆舰到达营口时，发现八路军部队在岸上已经构筑了工事并准备抵抗。掩护登陆的美国军舰不敢在划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开火，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的企图就此破灭。
这样，没有近代化交通工具的八路军部队通过抢时间并采取灵活方式，终于在由美国飞机、军舰运输的国民党军队到达前抢占了先机。11万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和2万干部迅速进入东北，毛泽东对此曾指出，“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让出大城市 中共进军东北时，经历了一个由不顺利到顺利，随后又受挫的过程。重要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的两面政策摇摆不定。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同情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苏联认为中国是由国民党执政的，共产党还夺取不了政权，因而注重同蒋介石打交道。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对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时而支持，时而限制；对国民党一时强硬，一时又让步。
为照顾苏联的外交信用，中共中央曾规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原抗日联军部队，对外一律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表示这是东北民众自己组织的武装，苏联根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可以放任其发展。
1945年10月4日，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半个月后，苏联代表秘密前来通知，声称莫斯科“已下最后决心”，把缴获的所有日本关东军装备都交给中共，在中共部队到达前苏军代为保管。中共部队过去多少年一直为缺乏武器弹药而苦恼，此时能得到日军的几十万支枪、几千门炮，真是天大的喜讯！中共中央马上将这一消息通知向东北进军的部队，要他们把原有武器留在当地，徒手进入东北接收新武器。进入东北就能拿到日军的武器，已成为各部队的希望。得到这样的消息，不少部队一个班只留一支步枪站岗。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独霸东北”的方针，计划调30万部队到东北后重新装备。
起初到达东北的部队不多，新扩充招收的许多人成分复杂。东北局让他们尽快搬运武器，截至11月中旬，从苏军所占的日军仓库中取出了10万支枪和300门炮。此时，苏联方面突然拒绝再转交武器，迟到的主力部队就陷入大多数人徒手的窘境。斯大林突然改变态度，主要是美、苏双方就战后势力范围划分将开始莫斯科外长会议，国民党当局又展开外交攻势。11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因为在东北无法“接收”，所以要撤回进驻长春的“东北行营”。同日，蒋介石又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要求一致行动向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害怕同美蒋破裂，派代表赶到长春机场挽留正准备登飞机撤走的国民党行营，并保证履行中苏条约。接着，苏联对中共方面在东北的活动马上加强限制，并不惜违背先前的承诺。
11月19日，苏军驻沈阳的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到中共东北局驻处，命令中共机关及所属部队在3日内全部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3个大城市，以便他们与国民党办交接。此时，毛泽东正住院休息，11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电复东北局，指出应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 提前2年解放 1945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认识到占领各大城市已难做到，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提出今后东北的战略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所谓“大路”，是指北宁铁路和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线；“两厢”则是指上述铁路干线两侧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这一历史上著名的口号由此概括而出，使东北局开始将工作重点转为建立根据地。国民党由于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让步，一度在争夺东北时占据了优势地位，控制了沈阳、长春等城市。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外围却建立起稳固的农村根据地，这就决定了日后的胜负归属。
历史的车轮进入1948年秋天，国共双方在东北的争夺显现出新的形势。东北地区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103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只有5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40余万人；东北解放区的面积达东北总面积的97%，人口占86%，国民党军则被分割在三处，补给困难，军力与经济力不如解放军，是撤是守举棋不定。
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看到国民党军有从东北撤退的迹象，就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主要担心东北之敌撤向关内，会增加下一步向南进军的困难。作为把握全国战局的统帅，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关内各战场先拖住国民党军并逐步削弱之，首先解决东北之敌。随后，东北的主力便可配合中原、华东的解放军大举南下，华北部队则可投入西北战场，全国解放就胜券在握。因此，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将主要作战方向指向北宁路（即北宁铁路，北平到辽宁省省会沈阳的铁路），尤其要攻占锦州。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打下锦州，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就可形成“关门打狗”。
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看来，打锦州有很大风险。但经过一番犹豫，林彪最终接受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2日发动了北宁战役，因规模越打越大，最后成为决战，史称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历时52天，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解放东北全境。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中最精锐的新1军、新6军在内的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平原被歼灭，沈阳守军一个兵团完全陷入混乱，卫立煌和多数高官乘飞机逃走，其余官兵大多投降。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大后方。辽沈战役开始时，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建屏（即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预定从1946年7月算起，用大约5年的时间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按照这种算法，辽沈战役的胜利，使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下子提前了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