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任世江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中也有相同的内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脉络不是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公开出版。他在这本书中以通俗的语言、提纲挈领式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如果参照他的学术见地，新课程的这个专题根本不该冠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表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传授、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现在“文化”一词已经用滥了。严格地说，教科书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教学中就应解释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要求学生学习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的命题还贴切一些（“宝库”一词不敢恭维）。在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我们要告诉学生的实际也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变化的主线是什么？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诸多学者的意见尽管言之有理，我们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先从实际出发，解决在课程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违背历史的基本面貌。

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现在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问题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基础性要求，教科书也应换个视角选择内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在中学讲专题，内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线索。儒家思想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看明清思想家的本质，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新旧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课程采取专题形式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使专题内的各课前后衔接、串连贯通。新课程必修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个学习模块也应互相呼应，尤其是中国史的内容，做到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儒学从孔子的思想说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各版本说法不一。人教版新旧教材始终坚持说是“仁”，岳麓版说是“仁”和“礼”，人民版笼统说：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不再深入解释。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栋，有坚持“仁”为核心说，有坚持“礼”为核心说，也有“仁”和“礼”并为核心说。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对于高中教学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把“圣人”放在哪个线索、哪个位置上加以介绍。从课程标准到各版本的教科书，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须介绍的，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从来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大到可以和皇权对抗。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正是因为宗教思想不是统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学讲古代思想专题就可以不讲佛教和道教，突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

               从先秦儒学到独尊儒术

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丧家之犬（时下叫流浪狗）。儒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刘邦。他在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这个当初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尊师重道呢？是叔孙通让他开了窍。叔孙通用礼制操练那些与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使他们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萧公权说：“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据的。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中国通史简编》）

“礼”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第十一》）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他们都没有强调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孟子还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论者是荀子。荀子认为君主的职务重要，“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没有神化君权的意思。而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以后，虽然神化皇帝为“白蛇”“赤龙”转世的说法少了，但是，至少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几乎都被描绘得离奇而有异相。比如《明太祖实录》中说，朱元璋的妈妈梦见在麦场上干活儿，有个长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药，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红光闪耀，以致邻居以为朱家失火，赶来营救，红光却又消失了。历代皇宫宝殿座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阳为位”的含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汉代之前就有，但是，将这些迷信与先秦儒学的“礼”结合在一起，却是汉代儒学的创造。胡适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礼”的阐释。萧公权说：“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一事，为前人所未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这就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发明权是董仲舒的。汉代儒学的附会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其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给君主戴上了绝对权威的光环，形成对一个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他说：“试看两千年帝制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总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称‘天纵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则称之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当社会震荡，必有‘真命天子’将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凭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重整纲纪，带领社会走出峡谷，再开‘新天’。”“以儒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臣民心理牢牢地埋下了君主为一国之主，安危所系，须臾不可离却，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他把这种现象叫“天才统治”史观。（《中国历史通论》）对皇权崇拜观念的形成，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一帮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几乎同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说将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君权神授的理论很难再成气候。因此，仅就思想观念而言，西方也很难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

理学的世俗化

理学是不是也沿着“礼”的思想在发展呢？理学在宋以后能够成为主流意识的原因是那些关于“理”“气”的学说吗？现行高中教材都是从“理”“气”入手介绍理学。人教版不仅没有谈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而且强调“二程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的思想”，读后的感觉是理学是论证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岳麓版虽然指出了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但并没有将此作为主线叙述。人民版说：“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公认的。那么，我们就要弄明白理学为什么起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能够成为主流思想。

首先应明确的是，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当权的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学的经世致用，探讨富强之路，并不以心性仁义为要。已故宋史专家漆侠先生认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在北宋居主导地位。到南宋初，理学的市场仍在民间。在理学兴起100年时，朱熹、陆九渊都在40多岁正当年。而当时皇帝仍没有青睐理学，朝廷中一批权臣还对理学抱有很深的偏见，大多数读书人对理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理学仍处在边缘地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二节》）朱熹生前虽然名声不小，但并不顺心，在宋宁宗赵扩禁止理学的六年里凄凉地死去。研究宋史的专家们普遍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后才渐次取得官学地位。”（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理宗继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灭亡只有50多年学。理学成为主流意识是从元代开始的。

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以伦理学为主。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并非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严谨，似乎可以这样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宋代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是理学的功劳。葛兆光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同上）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樊树志给大学生讲课反而比中学更通俗。（见《国史十六讲》）他举《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为例，说明理学从娃娃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如：穿衣要系好领口、腰部和脚部；为人子弟必须低声说话、语速不能太快；看书要正襟危坐、仔细慢读；在长辈面前吃饭不能出声，要细嚼慢咽。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这些读物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劝导民众遵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国家法令的教育内容。这些中学生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在宋代以前，妇女对丈夫还没有绝对的依附关系。男女性事也没有严厉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秘诀》之类的房中书还可以公开传抄。像唐高宗纳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则天）、唐玄宗娶儿子的媳妇（即杨贵妃），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风波。离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妇女是比较自由的。妇女地位的变化与理学有直接关系。程颐首先发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反对妇女改嫁。到南宋时，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妇女守节。有关妇道的观念经过理学家们的鼓吹，并声言是圣贤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如果违反就是违背礼法，于是，妇女渐渐地被迫从社会淡出，以男性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权为特征的传统再次得到确认。到元代、明代，理学的礼法观念终于被普遍接受。理学的世俗化是真正具有社会生活意义的。葛兆光先生说的好：“思想成为原则，而原则又成为规则，而规则就进入民众生活，当民众在这种规则中生存已久，他就日用而不知地成了‘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将成错误甚至罪孽。”（同上）理学的作用被他说透了。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古代有《孝经》和《忠经》，也有关于孝和忠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逆子”，他在道德上就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被认为是“乱臣”，他在政治上就直不起腰来；如果说他“卖国”，那他根本就不是人了。这些观念经过理学的世俗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礼”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宋代以后，家法、族规得到强化。人们因为血缘关系承认这些“礼”的合法性。和近代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价值观不一样，中国人乐于将个体与意志和家庭结合起来，“国”比“家”重要，“家”比“人”重要。这种看法深入人心。“忠孝不能两全”被视作高尚的道德标尺。（《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学者的这些阐述，比“理气论”好懂得多，似乎也更接近高中学生的经验。理学的宇宙观、认识论的确丰富了儒家学说，问题是高一学生是否能够理解。更何况理学成为主流思想也是沿着“礼”在做文章。

有些教科书还提到“三教合一”，但内容强调世界观和哲学，偏离了“三纲五常”这条主线。实际上，佛教和道教的社会伦理基本上都遵从了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原来的理论是，出家人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只尊重佛、法、僧三宝。这就是说，宗教权力可以与世俗皇权并立，并占有社会等级的优先位置。这在中国行不通，皇权不能认同，文人也不认可。东晋曾发生过这样的辩论。于是佛教改变说法，向三纲五常靠拢，申明忠君尊王，维护世俗权力。唐代高僧还把“孝”说成是贯通古今的根本大道，并尽量把儒佛两家的道德观相比附，如以慈悲比附仁道，以戒律比附修身等。道教始终效忠王权，依傍儒家。儒家的伦理观念通过佛教和道教进一步得到传播。儒、佛、道三家共同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教科书讲清这一特点很有意义，不仅让学生顺便认识宗教，而且了解了宗教与主流政治思想的关系。

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的是“礼”。统治者实际遵从的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仁”的道德标准，包括《论语》的说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统治者并不照此约束自己。我们在古代很难找到几个符合儒家“仁德”标准的皇帝。萧公权说：“孔子陈义虽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极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章》）孔子那么善于教学，都没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完人，现在我们就别为难中学教师了。“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治思想坚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1956年，由邱汉生等人编写的高中《中国历史》课本曾强调指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后来的课本删掉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不断的强化“三纲五常”。近代的太平天国开始把儒家经书统统斥之为“妖书”，后来只是删去“四书五经”中与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下来，加以利用。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揭起批判旧道德，批判孔教、礼教的旗帜，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针对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识。不了解历史既读不懂《论语》，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        葛兆光反对中学教科书“一上手就抽象地讲‘理’如何如何、‘气’又是如何如何……总是辨析理先气后，心即是理”等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第一辑）现在的教科书从程朱到陆王，无一不是以干巴巴的哲理为中心，无法使学生看清历史的脉络。改变这种现象并不难。

在高中新课程中，主流思想演变的前三课讲清楚了，最后一课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继承关系和批判意识的特点，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属于儒家范畴，为什么可以称它们为思想家。

明清思想家继承关系与思想特点

从反传统的角度，从对后世革命者的影响，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历史就选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改变这个思路。新课标的教科书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绍这四个人的思想，大体相同，各有亮点。如人教版指出了黄宗羲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岳麓版指出了李贽的个性特征，等等。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二、他们的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关系；三、他们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问题求准确，第二个问题是放在专题中必须讲清楚，第三个问题是分清当时影响和后来的影响。

李贽在“文革”中忒“火”。李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藏书》《焚书》在370年后会大量印行。他生前就属于“另类”，离经叛道，所论石破惊天，惊世骇俗。萧公权认为，他的思想中心是个人自由。（《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第二节》）岳麓版多少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是，长期以来教科书大都侧重介绍他的反传统。反传统、反理学并不等于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后者更难能可贵。“文革”中抬出李贽是为了“批儒”，其政治需要不难理解。现在应还原历史。岳麓版选择李贽关于“人皆有私”的议论，反映了学术界的看法。理学排斥私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主张压抑个性、压抑人性。现在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以人为本就要承认私心是普遍存在的。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卷二四））这是很朴实的道理。李贽的类似议论很多，多版本应该反映编写者对这些议论的不同选择和欣赏，不该忽略李贽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个人自由。过去常宣传“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文革”中还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在这种极端的诱导下，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其前提就是承认人的私心存在的合理性。私欲膨胀是事物的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应该反对的。

李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深受良知学说的影响。其言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王守仁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意思是说，真理要从自己内心里认可，你心里还不认可呢，就是孔子说的，也不能轻信；你自己内心认可的道理，哪怕出自普通人之口，也不应该轻易否认。李贽则说：“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卷一）不难看出，后者发挥了前者的思想。萧公权对李贽承袭王守仁说得很清楚，评价也甚高。他认为：王守仁“揭思想解放之赤旗，发学贵自得之论”，李贽受其弟子的影响立言，成“明代空前之解放思想”；良知学说“含有打破偶像，动摇传统思想之倾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章》）不仅朝廷视为邪说，连东林党首领顾宪成都反对。由此可见，他们的思想与社会政治的冲突，与主流思想的关系。不交代李贽思想的来源，李贽就变成了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无根无土。历史唯物主义无形中就被抽掉了，不是这样吗？

李贽思想的来源与他的出生环境有关。人民版介绍其祖父两代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又成长在海外贸易发达的泉州，受传统束缚较少。这很有必要。把李贽放在明代社会看，他只是一个“个案”。葛兆光写明代思想就没有重视李贽，因为他关注普遍的意识形态。黄仁宇说，李贽生前就“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评论、杂议居多，但不成系统，更难说造诣精深。他的著作大部分生前已经刊行，并成“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的局面。（《万历十五年•第七章》）以我的浅陋揣想，这可能像《第二次握手》在“文革”期间流传一样，被主流思想排斥的禁书反而让人产生猎奇心理，更易流传。但是，仅从知识青年的群体估计，看过手抄本的还是极少数。（笔者当时也是知青，所在地区没见过，当时也没听说过。）与“文革”时期相比，明代的文化生活还算是丰富的呢，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在流传。“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只能视为文人记录的语言。李贽的思想虽然有意义，但大约也就是在少数人的圈子里有传闻。那些攻读科举的学子不可能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一个民间的声音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走得太远，即便是正确的，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比李贽稍晚几十年的顾炎武，读了他的书后写下了这样的感想：“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日知录》卷一八•李贽）在我们的眼里，顾炎武已经算是脱凡超俗的了，他竟然贬李贽为“小人”——这是儒家词典里最文雅的骂人字眼儿。更何况，明代士风如官场一样败坏，一般读书人根本不能理解李贽。后人抬举他那是另外一回事。

萧公权说，王守仁的思想“似远承孟子”；李贽的思想“略本孟子遗意”。他举李贽嘲笑“臣死谏”为“痴臣”的言论，但没有完全断定孟子对王、李的影响。写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指出：“《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黄宗羲论君臣关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之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七、十八章》）此点只人教版有所论。其实，顾炎武、王夫之何尝不是从先秦儒学中吸收养分？这种承袭关系是专题教学必须说的。否则一个专题内的前后课就脱节了。各种教科书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主张提炼为“限制君权”，是十分准确的概括。限制君权不等于反对君主政体，黄宗羲也只停留在“揭短”的水平上。顾炎武、王夫之与黄宗羲的政治见解和言论大体一致，他们否定君为臣纲，从正面攻击君主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很少有的。他们只是具体主张有别，学术眼光不同。人民版称“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其句含有王夫之在黄、顾之上的意思。区分他们的主张和学术的差别是高校教学的事，高中教师首先应该向学生交代清楚：为什么明末清初突然冒出三个思想家？了解背景才能理解这三个人。

对背景的描述应该是很客观的，但各种版本也不一样。岳麓版说:“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努力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和现实相结合，由此而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末清初适逢改朝换代，“寻求改革社会”？不知从何谈起。改革明朝社会，还是改革清朝社会？人教版说：“他们处于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动荡年代，都参加过抗清斗争。”这样的句子尽管用了抽象的概念，但比岳麓版贴近史实。人民版从大的视野说：“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跃的时期，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这样介绍有三个问题：其一，明清之际的思想局面能否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相比？其二，高中生不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基本状况。其三，学生刚学完百家争鸣，若以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理解明清之际，教师的麻烦事就多了。教科书似乎不能这样写。

黄、顾、王都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明末，他们同是“复社”（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团体）成员，与朝廷的腐败势力做斗争。清初，他们联络通气，分头坚持抗清。晚年，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清王朝的征聘，至死不忘亡国之恨。明王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50年走向灭亡；清王朝从顺治年到康熙执政30年，50年走向大治。用我们今天同是中华民族的眼光看，这次改朝换代同汉代秦、唐代隋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当时人们可没这觉悟。当时是一种“种族”观念，“华夏”基本指汉族，包括满洲族在内的周边民族都被视为“夷狄”。读书人普遍是贵华夏、贱夷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居然被新兴的满洲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这种改天换地的大动荡深深刺激着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怀种族之奇耻，究兴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评专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八章》）他们是从明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从先秦民本思想中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致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其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仍沿袭过去的惯性，让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以史实为依据，分析明末清初出现思想家的原因，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中学他们的思想仍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这种生拉硬扯贴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标签。思想与经济的关系要看思想者是否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现象。李贽与黄、顾、王对雇佣关系发表过什么言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属于附会。《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旨在匡复明室，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至于“工商皆本”的思想，西汉的桑弘羊、东汉的王符、南宋的陈亮都曾提出过，能否视为黄、顾、王的思想亮点，值得怀疑。

                 百家争鸣的选择建议

搞清楚主流思想的主线，回过头来再挑剔百家争鸣选择的内容，这样就有了一个标准，即：后来的主流思想吸收了先秦那些学派的那些思想。高中新课程采取专题体系遭到很多非议，教师也普遍感到不适应。但仔细想想，如果能够精选专题内容，或许比通史体系更能突出历史的精髓，减轻学习负担。在大学历史系，精品课也往往都是专题讲座。不同的是，高中仍是基础性教育，专题内容必须体现基础性，专题之间必须紧密联系。

如果在通史体系中介绍百家争鸣，墨家学派不容忽视。在“主流思想演变”的框架下，不讲墨子似乎也可以。正如岳麓版所说“战国以后，墨子的思想便不受人们重视了”。但如人教版只介绍孔子、孟子、荀子则不合逻辑。秦朝崇法，汉初崇黄老，仅此理由就应介绍老子和韩非子。上文强调，历代统治者实际推行的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不讲法家无论如何说不通。

法家与儒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韩非、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商鞅也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儒家学者能教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后世儒法兼用，都说明儒、法本不是对立的两派。荀子以尊君为儒家基本原则之一，他也重视法治。但是，荀子的尊君与法治有别于法家。法家吸收了他的思想，改造之处是放弃民本思想，尊君在于治民，治民源于“性恶说”。法家最大贡献是为君主总结了一套权谋。岳麓版侧重介绍法、术、势，并举韩昭侯杀典冠的故事，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法家的特征。《韩非子》中的很多话现在读起来也耐人寻味，且录几段如下：

“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而潜御群臣者也。”——君主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握“法”和“术”。法律形成文字是要公开的，由各级官吏去执行；权术是藏在心里的，用于驾驭群臣。

“明主治吏不治民”——聪明的君主只要管好干部就行了。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当君主的就怕太信任属下。信任别人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君臣没有骨肉亲情，君主在其位，臣子才不得不效劳。因此，臣子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君心，君主不知此理，疏忽大意，才会发生现在这种欺君犯上的事情。

韩非子的智慧都用在为君主专制出谋划策上。朱元璋搞过《孟子节文》，但没听说哪位皇上批评韩非子教唆君主搞阴谋诡计。古希腊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古罗马也没有这样的学问。萧公权说，韩非“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纯政治之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七章》）欧洲近代的政治哲学讲什么，在下不知道。韩非“政治无道德”的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真难评说。

胡适认为，先秦本没有法家，只有法治学说，主张法治也不是始自韩非。（《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十二篇第二章）张分田先生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见《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期）这说明主张法治不是法家首创。张荫麟说：“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 （《中国史纲》第六章）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将法、术、势作为韩非的思想特点，他说：“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尊奉的准则。”（《中国史纲要》第三章第三节）这些足以作为中学教科书的参照。主流思想的专题与政治制度的专题应遥相呼应，这样才能使人学了历史，懂得历史。

    高中新课程设置的思想文化专题是中外对应的。其意图说的很明确“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等等。（《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那么，准确的选择和表达思想方面的内容是实现设计意图的关键。这是课程标准制定后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已经意识到教材和教师是新课程推广的关键问题。好的教材既能实现课程设置的要求，又能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更重要。高中新课程已经经过三年的实验，据说，今年还要有八个省市加入。先期实验中的问题能否为后继实验的地区所避免呢？谁来关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