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茅屋下 
1903年5月14日，河北保定府，中英军事官员合影。前排（坐者）左起：保定府的臬台，蕃台，英军高官，湖广总督张之洞，户部右侍郎、练兵大臣铁良，张之洞后立者为保定府道台，右为其幕僚梁敦彦 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的短暂改革，不仅因其深远影响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也因其戏剧色彩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有重掌政权的慈禧太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暴得大名的康有为，喋血刑场的六君子⋯⋯京城中的风云变幻，给后人留下几多遐想，几多喟叹。
当时京外的封疆大吏们，更是紧密关注着这场改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无疑是最为关心的一人。作为一名有着传统家国天下关怀的士大夫，以及公认最赞成革新的疆臣，他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戊戌变法的？变法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影响？ 先从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的关系说起。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接近与疏离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这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参与发起强学会，宣扬开通风气，讲求西学。张之洞对此很是支持，捐银5000两作为经费。而强学会的发起人中，也有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有了这两层关系，康有为于11月赴南京面见张之洞，希望劝说他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后来，康有为曾在致张之洞的信中如此回顾这件往事：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饮，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信中的“平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孟公”则是西汉名士陈遵（字孟公），据说他留客的方法颇为霸道：直接把客人马车轮轴上的销子（辖）卸下扔进井里。康有为引用这两个典故，又说“隔日张宴，申旦高谈”，看来张之洞在南京对他很热情。的确，当时张对康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才高学博，胆大识精”，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在上海、广东开办强学会的分会。 不过，两人相谈甚欢的背后也另有鲜为人知的隐情。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张之洞次子张仁颋失足落水身亡。思及旧事，张之洞的悲痛又涌上心头。听闻此事，他的心腹幕僚、康有为的广东同乡梁鼎芬出了个主意：康有为向来健谈，不妨多和他聊聊中西之学，如此可以释怀解忧。说来讽刺，如此用意，多少是把康有为当成了大户人家清客相公一类的角色。他若是知情，不晓得会做何感想。 而且，两人的初见也不无龃龉。康有为在学术上的一大特色是提倡“孔子改制”说，即认为六经皆为孔子假托圣贤之名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为改革张本。这也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野狐禅。而张之洞同样厌弃这样怪诞的理论。据康有为说，张之洞曾向他表示，如果放弃这一理论，一定“供养”他，但被一口拒绝。 学术上的分歧，已埋下了日后两人疏离的种子。 康有为旋即前往上海，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特立独行的观点、我行我素的作风，致使《强学报》一出刊就招致众多指责，如刊登属于非公开内容的廷寄谕旨，宣传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最要命的是，报头上的日期用的是康有为仿效基督教纪年创设的“孔子纪年”，第一号标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看似只是枝节小事，然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用谁的纪年，奉谁的正朔， 绝对是关系到“政治正确”的原则性问题。这使得出资支持的后台老板张之洞大为光火。于是，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于1896年初宣告解散。 但康有为实在是个宣传高手，其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广，本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戊戌年，一路走红的他已经“上达天听”，被光绪帝召见，授为总理衙门章京，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对此，张之洞极为不快，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有为沦为逋逃海外的政治犯，地位一落千丈，而张之洞对康的敌意则是不减反增。逃到香港之后，康有为接受了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大谈慈禧太后如何压迫光绪帝，光绪帝没有把慈禧太后当作母亲⋯⋯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快又刊登在上海、天津的报纸上。他以为自己在借助媒体的力量援救光绪帝，殊不知，这些内容一旦落在慈禧太后眼中，恰恰坐实了光绪帝对慈禧太后不孝，且图谋不轨。政变之后，幽居瀛台的光绪帝地位极为不稳，京城内外常有慈禧太后将行废立的传言。康有为如此做，正是在帮倒忙。 与他同样以忠君自命，而远比他熟悉政治的张之洞见到这样的文字，必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愤慨。梁鼎芬闻讯也极为激愤，马上撰写一篇《驳叛犯康有为逆书》登报，还打算再写后续文章。张之洞叮嘱他，文章不要发得太频繁，否则容易有越抹越黑的嫌疑。由此可见张之洞政治手腕的老练，又反衬出康有为的幼稚。 自此之后，张之洞将康有为及其一党视为清朝最大的祸患，一再出手打击，尽管这并非一名总督的职分所在。康有为不久移居日本，而张之洞恰是当时在对日外交上最有发言权的疆臣。他与日方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要求驱逐康有为离日。在其不懈努力下，日方于1899年3月“礼送”康有为赴美，由此换取张之洞同意实施中日军事合作。 张之洞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但一趋向激进，一主张稳健；一为政治新手，一为政界大老；一尊奉学术正统，一宣扬学术异端，这注定了两人必将分道扬镳。 撰写《劝学篇》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断然与康有为反目，引起了康党的非难，认为这是落井下石的投机行径。为此，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在他的英文著作《英国牛津运动》中为幕主辩护。他将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主张称作“雅各宾主义”，认为它的激进是张之洞反康的主因。书中如此写道：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像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向回退缩。这一指责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向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译给总督听，然而总督听不进去，还说我不懂中国政治。但这时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总督便想起了我，于是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朋友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对于那种指责他像真正的投机分子和叛贼袁世凯那样，转而攻击其雅各宾朋友的不公正的责难，我代表老幕主所做出的反驳是毋庸置疑的。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凡是此类的改革都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 辜鸿铭提到的题为“学习”或“教育之必要”的“小册子”，就是张之洞在1898年初春写成的《劝学篇》。辜鸿铭称该书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的确如此。该书序言中如此写道：“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恢诡倾危、乱名改作”的“邪说”，便是暗指康有为的主张。张之洞著书之时，康有为风头正劲，书中也不便指名道姓。而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张之洞授意几名幕僚摘录书中攻击康有为的言论，撰成一篇《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在报上发表。这篇有意为之的“读后感”着重指出，此书的一个主旨是抨击“大逆无道之康有为”。当时政坛突遭巨变，政策全面开了倒车。张之洞虽然与康有为政见歧异，但同样主张变法，因此深恐慈禧太后等人不分青红皂白，对二者等量齐观。如此主动表态，也有避祸的意思。 当然，《劝学篇》所非难的不仅是康有为一派，也包括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该书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书中《会通》篇还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所希望的，是调和新旧两派、中西之学，形成改革的合力。 《劝学篇》书成之后，张之洞立即着手宣传，四处赠阅，一次便寄给在京城的儿子和侄儿三百本，告诉他们“亲友愿看者送之”。更重要的是，他的侄女婿兼幕僚黄绍箕当时正巧受到光绪帝召见，乘机推荐此书。光绪帝浏览之下，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旨颁给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本。由此，《劝学篇》在全国各地广为刊行，成为晚清印数最多的著作之一。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劝学篇》没有阐发多少振聋发聩的洞见；但从政治史的方面观察，这样平和适度的立场恰是当时最需要的。 沙市事件与进京未遂 1898年4月23日，正在张之洞紧锣密鼓地撰写《劝学篇》时，他收到了一份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份意义不同寻常的谕旨。召一名总督进京“面询事件”，以当时的政治常识，有很大的可能是进入权力中枢军机处。 它的背景，是三天前大学士徐桐呈递的奏折。这份奏折指出，德、俄两国相继强占胶州湾、旅大，后患深重，而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若能进京参与交涉，对局势将不无小补。 徐桐上奏的背后又另有推手。这是两名下层京官，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两人是同乡兼同年，关系密切，前者是徐桐的门生，后者是张之洞的门生。在列强纷占海口的危机之下，他们痛感中枢软弱无力，因此想请张之洞主持大局。徐桐的奏折，就是杨锐起草并与刘光第商订拟成的。 
湖北旧军在黄鹤楼前合影。1896 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 前排右三为黎元洪 徐桐的出发点又与杨、刘二人不同。在当时的军机处中，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身体病弱不堪，余者以户部尚书翁同龢权势最大，论资历，论个性，论帝师的身份，无人可与之抗衡。一旦奕訢去世，在军机处必定更是一手遮天。徐桐属守旧一派，对甲午战后思想趋新的翁同龢很看不过眼。与翁同龢关系不睦的张之洞若能入枢，正可起到制衡的作用。掌控大局的慈禧太后，对此也乐见其成。 杨锐与刘光第策划此事，事先并未知会张之洞。他接到旨意后，一时摸不着头脑。起先上奏声称湖北事务繁重，自己身体欠佳，企图推搪过去，遭到严旨训斥之后才不得不起程。5月9日，他打电报给京中的侄儿张彬，要他代订住所。就在同一天，他的治下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乱子。 这天，湖北沙市的湖南船帮因为和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而大打出手，放火烧屋，一路延烧到了日本领事的住宅。两天后，驻日公使裕庚报告，两艘日本炮舰开往沙市，必定借故要挟。5月14日，一道电旨发给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要他暂缓进京，折回湖北处理此事。借地方突发事件扩大在华权益，是列强的惯用伎俩，德国强占胶州湾便是如此套路。而日方随后也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在沙市、岳州、福州、三都澳开设日租界。清政府对此大感紧张，本属正常。不过，这一决策的背后也有翁同龢的暗中运作：他不希望张之洞进京。 而张之洞同样不愿卷入中枢的政争，这道谕旨正中他的下怀。尽管按理来说，他应该在沙市事件处理完毕后再次北上，但希望就此不了了之。当时他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说：“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在外所办虽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他宁愿作为一名疆臣一点一滴地办事，也不肯站在高处不胜寒的政坛中心。 随即，中枢人事在慈禧太后的操控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5月29日，恭亲王病故。6月15日，翁同龢被罢官。随后，直隶总督王文韶与户部尚书裕禄出任军机大臣。位高权重的翁师傅被贬出局，军机处班子重组，于是已经没有了再召张之洞进京的必要。于是，7月17日有旨，“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 与此同时，百日维新已渐入高潮。康有为一派的激进言论与行动，引发了京城内外官员的普遍反感。而新入中枢的王文韶与裕禄的表现，却显得平庸无能，难以抵制康党的步步前进。由此，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度响起。从9月12日到9月22日，有七名官员奏请召张进京。然而，张之洞本人依然不想在这个敏感时期踏进政治风波的中心。 在听说袁世凯准备向光绪帝建议让他入值军机处后，他连忙致电在北京的幕僚钱恂：“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话说得如此恳切，足见他对进京的忌惮。 而慈禧太后同样没有采纳这些建议。事实证明，尽管张之洞一向颇得她的信任，但她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是直隶总督荣禄。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9月25日，荣禄奉旨进京，随即进入军机处，并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节制北洋各军，成为中枢新的台柱。 张之洞终究还是没有进京。 如果没有沙市事件，没有翁同龢的借题发挥，张之洞将在奕訢去世之前进京。他是一个各派政治势力都容易接受的人，本来可以在中枢发挥黏着剂的作用。《张文襄公事略》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指张之洞）入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然而事实却是，康有为等“群伦”在政变后非死即遁，分崩离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隔阂自此也几乎不可调和。 杨锐之死 戊戌变法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是六君子在菜市口的就义。他们洒下的鲜血，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了这场改革的夭折。这一幕，同样也是张之洞心头的痛。这是因为，六君子中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一般。 杨锐，字叔峤，1857年生，四川绵竹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他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成为受业弟子。后来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又被邀为幕僚。 他当时有七十老母在堂，不便远行。为了让他安心来粤，张之洞特地致电四川布政使，请求将时任四川隆昌县教官的杨锐之兄杨聪调动以便奉养，由此可见对这位门生的器重。 此后张之洞历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杨锐始终跟随左右。他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1895年3月底，他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 “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大致相当于今天各省的“驻京办”，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当时，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杨锐进京之时，正值马关议和期间。他当时向张之洞传递的情报，主要围绕着条约的内容与相关的舆论。甲午战争结束后，他也长期在北京待了下去。张之洞为此向他提供了每月100两银的优厚津贴。 戊戌变法展开之后，张之洞对京城政情的需求大大加码，杨锐肩上的担子也重了起来。 正在此时，杨聪于7月23日病逝，杨锐打算回川奔丧。张之洞不希望杨锐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北京，几次力劝，杨锐尽管一时未动身，但行意甚坚。巧合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正在此时上奏保举人才。他是张之洞的同道友人，保举的名单中多有张的亲信部下，其中恰好包括杨锐。9月1日，杨锐受光绪帝召见，几天后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一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这个任命，正好替张之洞留住了杨锐，又让他进入政治中枢，可以接触更多情报。 张之洞的心中，必定为此窃喜不已。然而不到一月，形势急转直下。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立即着手清洗她眼中的异己。“军机四卿”是光绪帝独断专行任命的，犯了她的大忌，结果一齐落网。23日早晨，杨锐尚未起床，便被闯进家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兵卒抓捕。次日下午，张之洞接到报告，如同五雷轰顶，马上指示京中的其他亲信查明详情，随即多方发电，托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中枢大员营救杨锐。在他看来，杨锐绝非康有为一党，又没有越轨的言行，只要分辨清楚，大概不难脱罪。他的行动也确实起到了成效，主审的庆亲王奕劻已有意为杨锐开脱。 然而张之洞没有料到的是，9月28日清廷颁下一道谕旨，发布了对所谓“康党”的处置，“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不经审判，即行处斩，违背了清朝的法律程序。 慈禧太后如此做，是担心列强干涉审判，因此干脆先下手为强。当天下午被处死的这六人，被后人合称为“戊戌六君子”。如果不是张之洞力阻杨锐奔丧，杨锐早已动身回川，避开了军机章京的任命，也避开了杀身之祸。 接到噩耗的张之洞，在震惊悲痛之余，心头是否会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悔恨与自责？戊戌变法是一场体制内的改革，势必有体制内的重要政治力量参与或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在当时，张之洞或许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然而机缘巧合，让他在这场改革中多半位于看台而非舞台之上。 茅海建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评论，以此为本文作结：
“我个人以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也毫无疑问不是那个时代最有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具远见的政治家。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