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旅俄华人的峥嵘岁月
作者：徐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八月上，第78～81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俄国的华人（包括抗联）曾在苏俄革命大潮中，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红色史诗。然而，历史沧桑、时光荏苒，这些光辉过往已渐次湮没于故纸堆中。由于战争年代史料残缺，现在已很难完整再现当年华人参加苏俄红军的全貌。本文借助已找到的大量零碎史料，与读者共同寻觅逝去先辈们的足迹。
漫漫异乡路
旅俄华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30年前后的漠西厄鲁特蒙古人西迁。当时，包括土尔扈特部和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在内，共计有5万户、25万人迁往今伏尔加河流域。1877年至1882年间，又有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的回民，分3批越过天山，移居俄国控制下的中亚地区，他们被称为“东干人”。此外，在19世纪的俄远东地区，也活跃着不少华商、华工群体。但受“排华”政策影响，当时旅俄华侨规模较小，而这种情况直到一战爆发后才发生逆转。
1914年，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沙俄为配合英、法的西线战场，倾全国之力在东线与德、奥同盟国军队厮杀。起先，俄军打得不错，但第二年形势突变，新任德军参谋总长法金汉调整战略，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线，试图一举击溃俄国人。1915年5月1日至夏末，高歌猛进的德奥联军已向俄境内推进300多公里，俄军则伤亡250余万，丢掉了15%的领土和20%的人口，以及10%的铁路和30%的工业设施。为扭转颓势，沙俄开始大量征召兵力。到1917年上半年，动员入伍的俄国人已达1500万人，约占俄成年男子的一半，其中大多数为农民。这一饮鸩止渴之举，使俄国农村丧失了47.4%的男性劳动力，再加上工人不断罢工，俄国内经济形势可谓雪上加霜。据史料记载，为填补劳动力缺口，从1915年起，沙俄就一改过去的盲目“排华”政策，转而采取措施大力引入华工。
但与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引入华工的英、法等国相比，沙俄的做法更像是“偷渡”。在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中，曾详细记述了俄方招募华工的途径和规模：一是“拉私”，即俄商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募中国人赴俄做工，他们大多趁黑夜将华工偷偷带过乌苏里江，具体人数至今无法统计。二是“私招”，其与“拉私”均属非法招募，但不同的是“私招”范围更广，深入到了中国内地，且多由当地俄国领事直接出面，将招募到的华工聚集到指定地点，然后由专人带领乘车离境。第三种才是在中国政府监督下的公开招募。此外，李长傅所著《中国殖民史》一书中还提及，曾有近万名原本为英、法服务的华工，由于被同盟国俘虏或其他原因而辗转流落到俄国。据专家估计，当时在俄华工有30万至50万之多。
革命变形象
尽管历史上曾被蒙古统治了整整10代人，且清朝时中俄边境贸易一度繁盛，但俄国知识阶层对遥远东方的认识，甚至还赶不仁欧洲传教士，依旧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直到18世纪下半叶，西欧掀起的启蒙思想之风，才将前者眼中的“中国映像”传入俄国。但这些介绍毕竟是从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文献中转译过去的，所以其产生的效果也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勾起了俄国统治集团对富饶中国的贪婪欲望，另一方面则让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抱有错误成见，特别是他们将俄国的长期落后归结于蒙古和东方文化的影响。高尔基在《两种灵魂》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黑暗而混乱”，充满了“对个体的压抑和对理性的排斥”。可以说，在十月革命前，尽管有瓦西里耶夫、比丘林等汉学家致力于洗刷加在中国身上的不白之冤，也有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对中华文明倾慕不已，但俄国主流社会仍然将中国视为“贫穷”“落后”“愚昧”“野蛮”的代名词，并将这些形象固化在旅俄华人身上。
据沙俄“远东考察垦殖团”报告称，1911年在滨海省，俄国工人日均工资为2.43卢布，月均58.27卢布，而华工仅分别为1.59卢布和38.08卢布。除经济上受残酷压榨外，沙俄政府还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据不完全统计，一战期间有超过20万华工在东线战场和西伯利亚原始莽林中，担负着修筑工事、运送弹药、伐木等最危险、最繁重的劳动，多达万余人惨死在战火中。而当忍无可忍的华工奋起反抗，打死7名恶贯满盈的俄国兵后，俄军竟调重兵镇压，将300名起义华工全部枪杀。
压迫越深重，革命越坚决。当沙俄统治在1917年被“二月革命”推翻后，深受鼓舞的旅俄华人纷纷组织起来。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悄悄改变了俄国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对华人的负面印象。1917年4月18日，旅俄侨领刘泽荣（编注：刘泽荣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0年病逝）在彼得格勒（今彼得堡），成立了俄国第一个华人团体“中国旅俄联合会”（编注：以下简称“联合会”）。经与俄临时政府内务部、彼得格勒自治会、工兵代表苏维埃等机关协商，刘泽荣等人为华工争取到了与俄国人“同工同酬”的待遇，还设立华工收容所，为上千名流散华工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条件。在联合会的努力下，到1918年5月前，已有3万华工顺利归国。同年12月24日，“联合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一度在北洋政府召回驻俄外交人员后，成为中国公民在苏俄利益的唯一代表。十月革命爆发后，旅居俄国各地的大批华工又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运动。从彼得格勒到乌克兰，从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到处都闪现着华人的战斗身影，而苏俄党和政府也对中国战士给予高度评价。1918年9月1日的《乌拉尔工人报》刊文写道：“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忍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他们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部队。”
战功威名扬
据1921年9月出版的《申报》记载，十月革命爆发后，加入苏俄红军的华人官兵总数近6万人。笔者认为这个数字相当保守，因为从1917年到1922年，滞留苏俄的华工至少有20万之众，他们除成建制地组成野战部队外，还有许多人分散加入了所在地区的赤卫队或游击队。比如，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最先冲进主人公家乡的红军战士，就是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只穿一件衬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猛追（白军）过来”的中国人。
如果说文学作品还带些艺术成分的话，那么下面讲的却是真实的故事。1918年初，华工领袖任辅臣组建了著名的中国“红鹰团”，该部转战于楚索沃依、叶卡捷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吉尔、彼尔姆等地，重创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高尔察克白军。对于“红鹰团”的英勇表现，一位红军师长曾这样赞誉道：“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纪律性就越强！”任辅臣牺牲后，列宁特意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的夫人张含光（编注：时任“红鹰团”后勤办事处主任）和3个孩子，盛赞任辅臣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并感谢“红鹰团”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所立下的不朽功勋。
同时期与“红鹰团”齐名的，还有包青山（俄文名“科斯佳”）率领的中国独立营。别看这支部队仅600人，却在1918年的弗拉季高加索（编注：今北奥赛梯共和国首府）保卫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年6月初，叛乱的哥萨克武装切断了该市与莫斯科的所有联系，而当时城里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中国营。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包青山玩了招“空城计”，他一面亲自带队在闹市区巡逻，以安定民心，一面派部下刘法亮率一连人马乘火车前往周边市镇，制造出将有大批援兵抵达的假象，从而暂时迷惑了对手。8月5日深夜，发觉上当的白军向弗拉季高加索发起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1个昼夜。包青山率领中国营浴血奋战，他们在街道、花园、教堂、小巷深处顽强地阻击敌人。其中，有15名中国战士奉命守卫城防司令部大楼，敌人占了一层，他们就退到楼上继续抵抗，令数百敌军束手无策。把守一座教堂钟楼的中国战士，则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坚持了整整10天，直到援军到来。
由于英勇善战，且对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1919年初，70多名中国战士奉命调往列宁身边担任警卫，当时年仅20多岁的沈阳小伙子李富清（俄文名“瓦西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起初，李富清以为列宁肯定“谱很大”，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没想到列宁不仅经常和蔼地与他们交谈，还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起居，甚至连中国战士靴子合不合脚的小事，这位伟人都要亲自过问。久而久之，中国警卫们都跟列宁混熟了，有空时还教他用汉语说“您好，同志”“吃饭”“喝茶”等。苏维埃政权迁到莫斯科后，李富清冲上前线，他加入了布琼尼摩下的第1骑兵军，在顿河、波兰等地作战，先后4次负伤，并于1923年进入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李富清和军校同学作为仪仗队，在列宁灵柩旁值岗守灵。
隐没的英雄
随着苏俄国内战争徐徐落幕，旅俄华人也逐渐“销声匿迹”，他们就像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要么投身到热火朝天的苏联和平建设中，要么回到依然灾难深重的祖国参加革命。这种情况，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才有所“改观”。
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英雄中，毛岸英因其特殊身份而备受瞩目。战争打响时，就读于国际儿童院的他向斯大林请战，却始终未得到回应。一天，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伊尔斯基来看望孩子们，毛岸英抓住机会向其提出参军要求，结果又遭婉拒。但执拗的毛岸英不断恳求，最后“磨”得曼努伊尔斯基没办法，只好答应他先去士官学校进修。就这样几经辗转，毛岸英终于得到了上战场的机会。另据蔡和森的女儿回忆，当时儿童院还有不少男孩参战，仅首批报名者中，就有多达16人牺牲在抗击德寇的前线。而与毛岸英同在一所儿童院的其他中国孩子们，也用自己稚嫩的肩膀，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他们还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进兵工厂帮工，去森林伐木，到集体农场参加劳作，并坚持每个月为伤员献血。
在硝烟弥漫的苏德战场上空，一位名叫唐铎的中国飞行员也留下了他的战斗航迹。1925年，年仅21岁的唐铎被公派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卫国战争开始时，他正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并于1942年8月顺利毕业。之后，唐铎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担任教官。眼见着自己的学员一批批奔赴沙场，唐铎也多次向上级打报告要求上阵杀敌，但都未能获得批准。直到1944年，他才如愿以偿，以苏联空军某部副团长的身份奔赴前线。由于屡建战功，他被苏联统帅部授予一枚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
在当时的苏联远东地区，还有一支特殊的中国部队，他们虽未参与对德作战，却在另一场重大战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中国旅。时间回溯到1938年，正值东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数十万日军对东北抗联发动了残酷的围剿，后者从1937年底的4万余人锐减到1938年的5000多人。1940年初，为保存抗日火种，抗联主力陆续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1942年7月，在苏联帮助下，这些部队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的正式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对外代号8461步兵特别旅。为迎接终将到来的对日大反攻，这些中华儿女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夜以继日地刻苦训练，他们个个都成了跳伞、滑雪、游泳和攀岩的高手，很多人还学会了收发电报、照相、测绘、爆破等特种侦察技术。从1942年春至1945年7月，88旅不断组成小分队，潜回东北搜集情报，将关东军17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设施、码头、机场地点、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边界兵力部署等摸得一清二楚。但该部也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全旅战斗人员最后仅剩不足500人。苏军横扫东北前，将这些情报整理成册，连以上军官人手一本。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纳辛克曾感慨万分地对周保中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感谢中国的英雄们！”